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初四日，这是一个令曾国藩悲痛的日子。15年前的二月初四，他的父亲去世了，这天，他拜过父亲的牌位，让儿子纪泽扶他去花园散步。他对纪泽说：“我这辈子打了不少仗，打仗是件最害人的事，造孽，我曾家后世再也不要出带兵打仗的人了。”父子俩拉着家常，不知不觉走近一片竹林。忽然，一阵大风吹过，曾国藩连呼“脚麻”，便倒在儿子身上。扶进屋时，曾国藩已经不能说话了。他用手指指桌子：那是他早已写好的遗嘱。曾纪泽双手把纸展开，以颤抖的声音念道：

　　余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 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人徒伤，不胜悚惶惭赧。今将永别，特立四条以教汝兄弟。一曰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养心之难，又在慎独。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二曰主敬则身强。内而专静统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为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聪明睿智，皆由此出。庄敬日强，安肆日偷。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则身体之强健，又何疑乎?三曰求仁则人悦。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初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人达人之人，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四曰习劳则神钦。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古之圣君贤相，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练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才识。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荻，引为余辜。大禹、墨子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劳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祗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

　　——此四条为余数十年人世之得，汝兄弟记之行之，并传之于子子孙孙。则余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

　　待儿子念完，曾国藩努力把手伸起，指指自己的胸口，纪泽纪鸿一齐说：“我们一定把父亲的教导牢记在心!”曾国藩脸上露出一线浅笑，便溘然长逝了。

　　曾国藩遗嘱对子孙的影响是深远的。曾家后裔恪遵遗言，没有一个带兵打仗的。曾纪泽在曾国藩死后才承荫出仕，从事外交；曾纪鸿一生不仕，专研数学；孙子曾广钧虽中进士，长守翰林；曾孙、玄孙辈中大都出国留学，无一涉足军界、政界，全部从事教育、科学、文化工作，不少成为著名专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