傈僳族源流分布

   傈僳族（LiSu ），是青藏高原氐羌人和西南土著民族融合形成的民族。

   傈僳族主要分布怒江、恩梅开江（伊洛瓦底江支流）流域地区，也就是中国云南、四川与缅甸克钦交界地区，其余散居于中国云南其他地区、印度东北地区、泰国与缅甸交界地区。全球有傈僳族人口约200多万，中国有100万左右。

   傈僳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远古时代属氐羌部落，公元1~3世纪，傈僳族的先民分布在邛都、台登、定笮、键为、越嶲等今四川雅砻江和川滇交界的金沙江两岸的广大地区，后来逐渐由东向西迁徙。傈僳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傈僳族与彝族有密切的族源关系。唐樊绰《蛮书》称“栗粟两姓蛮”，是史册第一次出现的傈僳族族称。唐代，“栗粟”受勿邓、两林两大强大部落的统治，尚未形成统一的部落组织，还未进入农业社会，处于“居山林，无室屋，无事产业，常带药箭弓弩，猎取禽兽，其妇人则掘取草木之根以给日食;岁输官者，唯皮张尔”的狩猎采集原始生活阶段。元明时期，傈僳族先后受丽江路军民府和丽江土知府木氏的统治。15世纪以后，丽江木土司与西藏统治集团之间，为争夺今滇西北中甸、巨甸、维西、德钦、宁蒗等地的统治权，进行了长期战争。沦为木土司农奴的傈僳族人民，不堪兵丁和劳役之苦，在氏族首领括木必的率领下，于公元1548—1549年离开金沙江进入兰坪，其中一部分落籍于澜沧江两岸，一部分翻越碧罗雪山进入了怒江。19世纪以来，傈僳族又进行了几次由东到西的大迁徙，一次是1803年维西傈傈族恒乍绷起义被清朝镇压后的大迁徙;一次是1821年永北傈僳族起义被镇压后的大迁徙;一次是1894年永北傈僳族丁洪贵、谷老四起义被镇压后的大迁徙。这些起义失败后的大迁徒中，傈僳族继最先迁入怒江的荞氏族之后，又有鼠、虎、猴、熊、雀、蛇、羊、蜂、鸡、鱼、菜、竹、麻、木、犁、霜、火等17个氏族的部分成员，先后进入怒江。

   傈僳族先后进入怒江后，披荆斩棘，历尽艰辛，开辟荒原，生息繁衍，逐渐发展成为怒江地区人口众多，分布最广的民族。2000年，全州傈僳族人口235927人，占总人口的50.9%。其中，泸水县88712人，占全县总人口的57.9%，主要分布在刮然、子竹、色德、加夺马、马夸底、干本、俄夺罗、尼普罗、亚碧罗、佑雅、腊斯底、季加、色仲、念坪、前进、王玛基、阿赤依堵、木兰、团结、鲁奎地、自基、堵堵洛、双奎地、马普拉底、赤耐乃、称杆、排把、四排拉多、卯照、自表瓦基、自把、浪坝寨、三河、洛玛、登埂、鲁祖、双米地、付邦、大练地、新建、瓦姑、苗干山等地;福贡县65835人，占全县总人口的73.7%，主要分布在子里甲、亚谷、俄科罗、金秀谷、腊母甲、架科底、维独、里吾底、南安甲、达大科、阿达、双米底、腊乌、季子罗、达友、腊竹底、达普洛、施底、珠明林、古泉、腊吐底、鹿马登、腊马洛、麻甲底、赤洒底、亚平、娃吐娃、巴甲朵、布拉底、赤恒底、依六底、培朵、卓洛底、基洛、咱利、勒麦得朵、马吉米、马吉、乔底、旺季独、木加甲、古打、不腊等地;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17970人，占全县总人口的53%，主要分布在茨开、高拉博、杰束底、满孜、当珠、马西达、闪当、甲生、普拉底、腊咱、禾波、白吉王、米角、其达等地;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63410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3.8%，主要分布在东明、箐头、大土基、小龙、克卓、多依、北甸、怒夺、大宗、烟川、车邑坪、仁甸河、回龙、大竹箐、来登、界坪、石中坪、水银厂、岩头、小桥、金满、拉古、拉古山、仁兴、永兴、白龙、玉狮、丰甸、阿塔灯、大麦地、大村头、拉马登、大华、扎局、吾马甫、迤场、新建等地。

   傈僳族进入巍山境内较晚，经实地调查，他们是在民国时期才进入的，主要居住在牛街乡架妈佐和五印乡扎木路等地，民国到现在刚有100年。傈僳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支多姓，主要有罗、杨、马、古、贺、何、丁、蔡等8个姓氏。罗姓来自顺宁县（今临沧地区凤庆县），因民国时期，地方混乱，与当地土匪发生搏斗失败后，从顺宁迁至爱国蒙铺寨（今爱国大村）后的一个地方临时搭棚居住，后搬迁架妈佐定居至今；杨姓来自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民国后期从维西迁出，先后临时定居过小鸡足（今五印乡区域）、漾江三队（今青华乡区域）、阿玉生庄房（今爱民村委会利皮村民小组区域），在此区域因遇到强盗财产被抢，后搬迁至架妈佐定居至今；丁姓、古姓来自临沧地区永德县羊街桂口，后迁入架妈佐定居至今；贺姓、何姓从景东县芭蕉箐搬出后搬到南涧县所乐，再到凤庆县石甲，民国29年搬至架妈佐定居至今。马姓、蔡姓从永北（今丽江地区永胜县）迁入定居至今。

   《华坪县志》载，华坪县的傈僳族分“花傈僳”和“黑傈僳”两个支系。花傈僳自称“哩甲扒”，有 22300人，聚集在丁王、关塘、塘房等村。黑傈僳自称“哩朗扒”，有 600人，聚集于温泉村，具有小聚居、大分散的特点。

   《华坪县志》又载，“一是土著说。西汉时期傈僳族就在这里生息繁衍。二是外来说。据傈僳族口碑资料《创世纪》传说，祖先是从青海、四川迁来，后有一部分又迁到玉龙山、顺州，再后又迁到华坪。”

   华坪傈傈族12个姓氏中惟张（獐）姓部族群体发源迁徒传说中叙述，“张姓起祖蒙汉嘀哩（今青海湖西部），江西的湖广（青海湖区），四川的河口（今德昌、米易），孤身一人过生活，獐子大树江上横，做桥过河放猎网，路回拾到一女娃，长大两人成亲了，姑复山林把家 ……”这里的“姑复”指西汉时华坪属越辒郡姑复县。在其叙述中没有说到姑复以外的其他地区。姓氏有海、蔡、王、吴、紫、丁、孝、杨、鸟、兰、张、沙、马、蚩、熊、九、李、谷、贺等姓。按其自称分9个大姓：李、丁、紫姓自称“别杂扒”（养蜜蜂），即“蜂”氏族；孝、蚩、熊姓自称“峨扎扒”（猎熊），即“熊”氏族；蔡姓自称“俄杂扒”（种青菜、白菜），即“蔡”氏族；王姓自称“觉杂扒”（用竹子建住房），即“竹”氏族；张姓自称“哪杂扒”（捕獐子），即“獐”氏族；杨姓自称“阿尺杂扒”（养羊最多），即“羊”氏族；海姓自称“黑杂扒”（纺织羊毛线），即“线”氏族；贺姓自称“哈杂扒”（打鼠），即 “鼠”氏族；马、谷、沙自称“沙吐杂扒”（种包谷），即“谷”氏族。因此，华坪傈傈族认亲戚，他们有句口头禅——青菜白菜是一家。意为以自己的氏族来认（儿女开亲的亲戚除外）。

   傈僳族姓氏与图腾崇拜

   据统计，傈僳族有虎、熊、羊（杨）、鸟、鱼、鼠（褚）、朱、蜂、荞（乔）、谷、竹、菜（蔡）、麻、犁（李）、霜（双）、麂、猴（侯）、海等 18个姓氏，这些姓氏，既体现了傈僳族迁徙、演变以及居住环境的特点，也反映了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相交融的图腾崇拜现象。

　　傈僳族在从青海河湟地区沿四川雅砻江南下，向云南金沙江、怒江、澜沧江迁徙、定居的漫长岁月中，曾经历了游牧到农耕的过程，始终跟自然世界休戚相关、休戚与共，反映在姓氏上，既有羊、蜂等家畜、家养动物，也就有荞子、谷、麻、菜等田间种植的植物，还有犁等农耕工具。而更多的，则是自然界的动物和植物，如虎、熊、鸟、鼠、麂子、猴子、竹（子）甚至是霜。了解傈僳族历史和文化的人，是不难理解傈僳族出现这么多自然崇拜物姓氏的。

　　傈僳族先民以家族、家支为单位迁徙、定居，为了保持氏族的纯正性、凝集力并以此与本民族其他氏族或杂居的其他民族区分开来、延续下去，在民间自然形成一个部落或集团，往往以“某某扒”（傈僳语“扒”指人）自称，如“腊扒”（虎氏族）、“恩扒”（熊氏族）等等，外人是充分认可的。从游牧到农耕的过程中，因为科学知识落后、生产力低下，深山老林、沟谷河流里有很多自然物是傈僳族先民一时无法战胜或永远值得依赖、赖以生存抑或传说就是某某物的后代，移情作用，就产生了自然崇拜，将这些自然物作为神灵来敬拜、祭祀。同时，傈僳族认为人死了灵魂不会消亡，被远远送往祖先发源地与祖辈的灵魂居住在一起，信奉祖先神灵，久而久之，既信奉自然神灵又信奉祖先神灵的氏族及后人，集体默认了该自然物，把自己及后代归结为该自然物统帅、引领的子民，或是依赖该自然物的子民，氏族由此物正式命名，如“别扒”（蜂氏族）、“鸟（音 nia）扒”（鸟氏族）等。在傈僳族内部，是不像汉族需要将姓和名连接又区别开来从而形成很有学问的姓名学的，大家知道，傈僳族先民一生有两次命名，即出生 3天内的乳名、结婚时取的婚名，因怕乳名流传后被鬼魂摄去，除孩子的父母外，一般是没人知道他的乳名的，终生被外人呼唤的，只有他的结婚名。而不管乳名也好，结婚名也罢，傈僳族既然没有姓，就不会把姓与名联系起来，只有真正意义上的名。在明朝以前长期的历史岁月里，滇、川的傈僳族或在深山狩猎，或在河谷耕种放牧，一般不与汉人交往，只要有个名字跟别人区别（哪怕雷同也无关紧要），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就能延续了，有没有姓，绝不影响他们穿衣吃饭。后来，明朝洪武年间汉族的军队大批分驻今永胜县土地肥沃的坝区屯田戍边，占其耕地、娶其女儿，耕读传家的汉文化在傈僳族地区广泛传播，傈僳族才开始接触到姓氏文化，部分人有了姓氏。到了清朝中后期的 1820年，当傈僳族因为耕种的土地被土司和汉族官僚等转卖而被迫起义，声势浩大惊动了朝廷，义军将领唐贵、付添贵等人的姓名，好像才第一次成了一回事———当傈僳族面对汉文化，汉人需要确定他的姓氏时，他起初并不知道自己该姓什么，经过别人提示、指引，他才说出他属于“某某扒”，那个“某某”经过翻译，就成了他的正式姓氏，如崇拜蜜蜂的“别扒”。傈僳族翻身做了主人，真正有了姓名，当属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当时的生产队或工厂、单位需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姓名，更主要的是傈僳族的儿女开始走进学校必须取名，很多教师根据他们家族的自称习惯，或取意义，或取谐音，或直接引用，或作变通，结合汉族的百家姓，纷纷给孩子定姓、命名，于是，使得这些学生娃娃开始有了人生的 3次命名，傈僳族的姓氏才普遍盛行。这时，傈僳族的姓氏出现了五花八门甚至无法记写的局面，但怪姓再怪，万变不离其宗，傈僳族的姓氏没被汉文化彻底同化，保持了自己民族的特色，是有根可查的，根由就在先民那里，不外乎以下几种。

   一、虎自古是山林之王，由于其威猛，既吃其他动物也吃人，一部分傈僳族既怕又崇拜，就将它作为自己氏族的标记、标志，自认为“腊扒 ”。后人需要确定姓氏时，自然就认定自己姓虎。至于有一部分傈僳人姓胡，那是因为胡与虎谐音。

   二、熊跟傈僳族的渊源比虎深，缘由是熊比虎多，熊的活动范围跟傈僳族人的活动范围几乎一致，在山林狩猎或沟谷栽种，都会与熊相遇，熊会残害牲畜也会祸害庄稼甚至伤及人，傈僳族对它又怕又恨，可是，就有一支把它作为自己的标记，自称“恩扒”（熊氏族）。三、傈僳族还有崇拜猴子的，自称“害蜜”（猴子），改成汉姓，就是侯。

   四、麂子是丽江地区山林的特产，分布很广，数量众多，是傈僳族猎取的主要野生动物，很多深居高山的傈僳族，其肉食主要来源于麂子，有人就姓了麂；因为傈僳族称麂子叫“阿蚩”（黄羊），有人愿意姓蚩。麂、蚩可谓是中国百家姓中的怪姓了。

   五、傈僳族居住的半山区，生态好，鲜花遍地、四季常开，适宜各种蜂种生存繁衍，傈僳族既是抓获野蜂如马蜂、黄蜂等的高手，更是饲养蜜蜂的行家里手，他们的生活离不开蜂蜜，对蜜蜂又敬又爱，和谐共生，自称为“别扒”。因崇拜蜜蜂及其产品的人多、地域又广，将其作为姓氏时，不免有些繁复。有人直接姓蜂，有人就姓蜜；因为蜂蜜很甜，甜得像糖，想称自己为糖姓的人，被汉文化改成了唐姓；还有人姓丰，不外乎是谐音；更有人说蜜蜂会叮人，自己要姓叮，被改成了大众的丁姓。

   六、鸟在天上飞，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不免崇拜，鸟还是傈僳族主要的猎物之一，有时甚至靠它养家糊口，传说鸟肉曾养大了一个没娘的孩子，便自称“鸟（ nia）扒”，有人直接姓鸟，有人就姓雀。

   七、老鼠是祸害，可老鼠繁殖能力强，且可以捕捉来充饥，所以，偏偏有傈僳族崇拜鼠，自称“害扒”。因为直接姓鼠太难听，就把鼠谐音改称褚。云南、四川人不是把老鼠叫耗子吗，于是，这个“害扒”家族的有人说姓耗子，有人被允许姓耗，更多的人因为不雅，改称了浩大的浩；老鼠是祸害之一，还有人谐音祸改称汉族早有的贺。

   八、坝区、半山区的一部分傈僳族能种菜，对菜崇拜得不行，自称“饿扒”，要姓菜，改称了蔡。

   九、明朝以前，永胜的傈僳族几乎都生活在坝区，华坪等地的傈僳族大多也是清朝后期被迫走出坝区的，坝区是稻谷的主产区；而山区、半山区呢，主产包谷。不管稻谷还是包谷，都是傈僳族的主粮，这部分对谷物崇拜的家族，便自称“古扒”，几乎都直接姓了谷。

   十、高寒山区也有一部分傈僳族居住，这里广种薄收一种植物叫荞子，有苦荞、甜荞之分，因为它是养生立命之物，有人愿以它为姓，便将荞子的荞改称乔木的乔。

   十一、****又叫火麻，是一年生草本植物。傈僳族将其果实麻子用于熬茶，麻杆的表皮则是服饰的主要原料。剥下的麻皮，经撕捻、搓揉、漂洗、纺织，最后织成了麻布衣服。没有麻，就没有傈僳族的服饰，崇拜者干脆就姓麻。

   十二、坝区有修竹，山区有毛竹，有人崇拜竹子，傈僳语叫竹子为“马达”，想姓竹，通不过，改姓了祝。

   十三、在水田、旱地翻耕的犁架，应该是明朝初年南下屯田戍边的汉族军队及其民屯的汉民传输给傈僳族的，牛拉犁功效大于人挖地不知多少倍，苦力得以解放，傈僳人敬奉不已，崇拜犁，要姓犁，等确定姓氏时，成了李。

   十四、不论山羊、绵羊都是傈僳族放养的主要家畜，其肉可食、其皮可衣，其粪便还肥田，自然有人宠爱羊子，称它为“阿赤”（山羊）。姓羊也不妥，就全改姓了汉人的杨。

   十五、傈僳族更是离不开家养的猪，傈僳话叫猪为“阿文”，取姓时，就是汉人常姓的朱。

   十六、崇拜鱼的氏族，自称“暗扒”，直接的写成鱼，更多的则姓余。

   十七、霜可谓是农作物和树木的敌人，雪上加霜可谓祸不单行，但敬畏霜降、霜冻的部分傈僳人便要姓霜，给改成了双。

   十八、傈僳族有个大部落自称“乃以”（黑水、大江、大河之意），自称、他称都是“黑傈僳”，非常崇尚黑色，原本姓黑，明朝初年，中原南下云南的大兵到永胜程海湖畔屯田戍边，将沿岸黑傈僳的姓改称为海。

   由上可知，傈僳族的“姓”也就是“信仰”“信奉”的“信”，是一种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相融合的图腾崇拜。所谓图腾，按照词典的解释指“原始社会的人认为跟本氏族有血缘关系的某种动物或自然物，一般用作本氏族的标志。”这是符合傈僳族情形的， 1949年民主改革前，云南的傈僳族社会普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

   参考文献：谷如金《傈僳族姓氏是祖先崇拜物的图腾遗迹》

   中缅边境的傈僳族蔡家寨村

   位于腾冲西部的中缅边境猴桥镇，是古代通往缅甸、印度的重要通道，国土面积1086平方公里，是云南腾冲国土面积最大的乡镇，也是腾冲唯一的一个国家级口岸。建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的古永胆扎村旧街东坡的傈僳族余氏孺人墓至今尚存，从碑文中可知道古永胆扎蔡氏傈僳族为余氏后裔。其先世居怒江上游，即今之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至清康熙年间迁到古永，乾隆年间定居胆扎，延传至今。余氏孺人墓为研究腾冲傈僳族的迁徙史、社会发展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余氏孺人墓碑主内容如下：

   原籍江头，祖太余家，创业古永，居住胆扎。领来三子，喇庆为大，次子富官，庆波嗣乏。祖太余氏，寿高福大，乾隆年间，坟墓造打。日久年深，碑记歪斜。相传九代，人多昌华。喇庆富官，两枝发达。光绪丙申，另行设法。重换碑座，略叙根芽。盘龙吉穴，芬芳瓞瓜。清故醇柔享阳八十尚寿。祖太余氏孺人墓。大清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季冬月上浣朔十日吉旦。（卜略后裔奉祀名单22人）。

   墓主余氏孺人，是今胆扎、轮马、猴桥等村寨蔡姓傈僳族之先祖，其迁徙年代为康熙十年前后（1671年左右）。据碑文可知该家族从怒江上游迁徙到古永，后又定居胆扎的历史。到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余氏孺人的后裔已“相传九代”。

   华坪花傈僳歌舞艺术之父——蔡应福

   在华坪，提起花傈僳歌舞艺术，人们总忘不了花傈僳民间艺人蔡应福。

   蔡应福，别名“能追扒”，男，傈僳族，1942年出生于华坪县通达乡，他从小酷爱艺术，十余岁开始接受本民族丰富的神话传说及传统的歌谣、舞蹈的熏陶，此后的数十年，他悉心钻研民族传统文化，特别对花傈僳的风俗习惯、民间艺术了解甚多，且有一定的汉文化修养。从七十年代起，经他搜集整理的《我的小羊羔》、《欢乐的傈寨》、《我唱阿依哟唱上了瘾》、《苦歌》、《甜歌》等傈僳族民歌，由蔡学珍演唱到了首都舞台，民间故事《两颗宝珠》、《青娃吐银子》刊登于《上海民间故事选》。

   从1969年起，蔡应福在县、乡党委、政府及文化部门的支持下，曾先后组织过三支花傈僳业余演出队，有两支演出队坚持到现在，仍开展演出活动。多年来，他自创自编花傈僳歌舞节目60个左右，其中30多个获省、市、县各级奖励。他创作的歌舞作品保持了一种原始古朴的自然美及浓郁的傈僳族民间歌舞特色，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他根据民间歌舞《牧歌》改编创作的《放猪调》被誉为“中国民族民间歌舞艺术中的一流精品”，多次参加国际性文化活动演出，此节目由中央电视台文艺频道录制后在第三套节目中多次播出。

   他创造了花傈僳文字，根据民间传说记录、整理了花傈僳史诗《创世纪》，后翻译为20万字的汉语长诗，陆续在省、市刊物上发表。得到省文化厅及有关专家的肯定。

   蔡应福，一个普通平凡的傈僳汉子，怀着对花傈僳民间艺术的挚爱和执着追求，为弘扬本民族的艺术鞠躬尽瘁，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他象一位博学而多情的慈父无私地把他的知识传播给下一代的民间艺人，培养了一大批傈僳族民间艺术人才，桃李满天下。蔡学珍、丁文莲、王志芳、蔡红英、王嫦英、王林彬等，就是在他的指导下，因演唱他创作的歌舞而享誉国内外。由他开发的华坪花傈僳歌舞已成为中国民间艺术中一朵亮丽的奇葩，他给华坪人民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公元1998年7月，无情的病魔夺走了他宝贵的生命。他的去世成为了华坪花傈僳民族文化的一大损失，华坪人民永远怀念他——华坪花傈僳歌舞艺术之父蔡应福。

   傈僳族民间音乐舞蹈师——蔡学珍

   蔡学珍，丽江市华坪县傈僳族。1980年，20多岁的她参加了全国少数民族文艺调演，把自己创作的傈僳族民歌《苦歌》、《甜歌》唱到了首都大舞台，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赞赏，并获得演出优秀奖。更坚定了她收集整理傈僳族民间文艺的决心，也为她今后走向民间艺人的道路打下了基础。她演唱的《放猪调》被誉为"中国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中的一流精品”。2002年5月被云南省文化厅、云南省民政厅授予"民族民间音乐舞蹈师"称号。2006年，蔡学珍组建了傈僳族歌舞表演队——“阿赤罗玛”组合。10多年来，她带着演出队的演员，从事傈僳族歌舞创作表演与推出工作，先后录制了傈僳歌舞风情片VCD影碟《打跳》系列之二、之三。

   1969年，11岁的蔡学珍因生活所迫，来到务坪水库当上小工，从小就能歌善舞的她，无论是在劳动之中，还是在劳动之余，都喜欢唱歌跳舞，大伙都会听到她那欢快的歌声，看到她优美的舞姿。在务坪水库，她遇到了精通傈僳族民间文艺的蔡应福老人，并跟他学文化，收集和学习原始的傈僳小调及古老的傈僳打跳。15岁那年，她开始到华坪县城、丽江等地演出。1980年，20多岁的蔡学珍到北京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一曲散发着浓郁民族特色和泥土芬芳的傈僳小调《苦歌甜歌》，唱红了北京城，并获得了文化部颁发的独唱优秀奖。北京之行，使她真正意识到了本民族文化的价值，从而萌发了要把它传承、发扬下去的念头。为此，她婉言拒绝了一些大歌舞团的真诚邀请，回到了生她养她的大山里，开始她美好的梦想———创建一支傈僳族业余歌舞表演队。

   蔡学珍把傈僳族人民歌唱美好生活的山歌和古老的锅庄舞整理出来，组织村里十多个能歌善舞的姐妹进行排练。她们白天下地干活，向老人收集山歌小调，晚上在松明火把下，在熊熊燃烧的火堆旁排练节目。她逐渐从农民演员成为业余文艺队的编导老师，她在口传民间歌曲和编导上下功夫，把一批蔡应福创作的歌曲进行编导、排练。没有演出服装，蔡学珍带着姐妹们自己织布、自己刺绣、自己缝制，那漂亮的百褶裙、艳丽无比的彩虹腰带和七彩头帕，在歌舞演出中，充分展示了傈僳族丰富而古朴的文化内涵。

   一年春节，蔡学珍第一次带领着通达乡丁王村傈僳族歌舞表演队走了14个小时的山路赶到华坪县城，为华坪的父老乡亲献上了一台精彩的傈僳族歌舞，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赞赏和支持。1992年，她带领这支表演队走出了大山，走进了第三届中国艺术节，她们自编自演自唱的《放猪歌》，富有生活情趣和民族特色，赢得了阵阵热烈的掌声，获得了本届艺术节中国艺术精品奖。1996年，她又带着四男八女的演出队来到云南民族村表演，3年时间，她们编演的《洗麻纱》、《美酒醉三天》、《请到傈家做客来》、《路一条心一颗》等30多个歌舞节目，深受国内外游客的欢迎。

   出于对傈僳族的热爱，2007年蔡学珍筹资20多万元，修建了傈僳族文化传承坊，搜集整理了傈僳族民间工艺，展示傈僳族风情文化。

   蔡学珍，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傈僳族农村妇女，凭着对生活和艺术的热爱，在她艰苦的一生中把傈僳族原生态的文艺传承下来。尽管年岁已高，尽管她前进的道路磕磕碰碰，但是依然活跃在傈僳歌舞的平台，她的一生都在为自己热爱的音乐而奔波，这正是值得所有的傈僳族同胞崇敬她的原因，也是值得傈僳族一代又一代文艺工作者和民间艺人学习的地方。看到许许多多傈僳族后起之秀不断走上自己的舞台、看到傈僳族的音乐舞蹈此起彼伏、看到傈僳族音乐舞蹈逐渐步入正规道路，她感到无比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