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乱政祸国，靠一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用人路线得以维系，千方百计广搜门客，培育心腹。朝中朝外百官中，莆阳能臣无疑是人才之宝库，或诱之以官，或挟之以势，软硬兼施，招奸植党。然而，枭鸾远居，清浊异渠，人各有志。面对蔡京的利诱与胁迫，莆臣坚持按自身的政治理念和人生价值取向，作出不同的抉择。

　　助纣为虐的佞臣“君言似曲屈为钩，君言好直舒为箭”、大凡奸臣柄国，总有一帮佞臣趋炎附势，或摇唇鼓舌，出谋画策，或赤膊上阵，充当打手，无不以助纣为虐为快事，博取奸权欢颜，以借梯上攀。在蔡京乱政祸国的黑幕中，有那么几名莆阳佞臣，成为阴险的高参、凶恶的杀手。

　　仙游县人方天若， 字彦稽，登绍兴四年（1097）进士。该科共取进士出身609名，宋哲宗与宰相章惇、副相曾布及翰林学士承旨蔡京、尚书右丞蔡卞诸人，对廷试者程文逐一诵读，当场评定名次，然后启封揭晓。方天若因其策论附会时政，欲崇复熙宁、元丰神宗之制，谓“元佑大臣当一切诛杀而不诛杀，子弟当禁锢而不禁锢，资产当籍没而不籍没，古今政事无此义理”云云，力主对保守派大臣施以严刑峻法。评定名次时，曾就廷试对策中，有人言“宜对先朝法度加以损益”之论是否得当问题，展开了讨论。曾布与蔡京两兄弟观点截然不同。五日后，曾布独向哲宗极陈已见，认为二蔡力主对先朝之制不宜损益，旨在斥逐异党，指出其险恶用心在于 “今在朝之人，设此网罟，以为中伤罗织之术。凡有人言及政事，便以为非毁先朝，因此斥逐者不一。愿陛下更加审察。”曾布又言：“（廷试）第二人（名）方天若程文中，言元佑大臣当一切诛杀，子弟当禁锢，资产当籍没。此奸人附会之言，不足取。”哲宗曰：“只是敢言”。曾布曰：“此有所凭恃，非敢言也。天若乃蔡京门客，故为此言。章惇每言人臣不可欺罔，如天若之言，欺罔孰大焉！”哲宗颔首同意之。

　　方天若登第后，本除漳州（今属福建）节度推官，未行，除秘书省正字、再除馆职。在蔡京、蔡卞的庇护下，官运亨通。除校书郎、史馆编修、知无为军（今属安徽），提举两浙东路。俄通判泉州，复还两浙，改提常平，迁福建转运判官、湖南运使。元符三年（1100），保守派向太后垂帘听政，被贬逐的元佑重臣复居要职，蔡京以“迷国误朝”被贬逐出京。御史龚缺疏弹方天若之罪，称“（方）天若凶邪，而（蔡）京收置门下，赖其倾险，以为腹心。立起犴狱，多斥善士，天下冤之，皆（蔡）京与（方）天若为之。愿考证其实，以正奸臣之罪。”不报。朝请郎梁宽疏言指出，“天若闽中匹夫，于元佑大臣有可宿憾？特以蔡卞用事，欲复其平日私仇。天若者蔡卞门人也。鹰犬效力，仆妾事人，其言何所不至。”不久，蔡京为昏君宋徽宗所重用，登上相位。方天若亦起知泉州，改京西转运使，继为著作郎兼国史编修官，迁秘书少监，改右文殿修撰知泉州，未行致仕。方天若“凶邪”“倾险”之性，在其廷试策论早已暴露无遗。以至百余年后，即南宋理宗时，其族孙方大琮（广东经略使、宝章阁直学士）“读其廷对策，甚不满意云。”方天若于任上，还秉承蔡京旨意，上书“欲诛戮元佑之人”，证明他不仅是“凶邪”的高参，更是“倾险”的杀手。

　　仙游县人许敦仁，是积极追随蔡京的又一莆阳佞臣。许登元丰八年（1085）进士第，崇宁初入为秘书省校书郎。蔡京以州里之旧擢监察御史丞，迁右正言，以为腹心。许敦仁作为朝廷言臣，“凡所进请，悉受（蔡）京风旨。”如尝进言：“元符之未，奸臣用事，内外制诏，类多诬实。乞自今日，以前委中书舍人或著作局讨论刚正。”以前起居郎、舍人遇车驾行幸，惟当直者（值日者）随从，许始请全部侍从帝王车驾。天若拜御史中丞，甫视事，即上章请帝王“五日一视朝”，以利蔡京专窃国命，宋徽宗以其言失当，有违帝王宵旰图治之意，处以罚金，仍左迁兵部侍郎要职。御史朱谔弹劾其罪，欲逐其出朝，因蔡京力加庇护，许亦处之自如。

　　方天若上书建言诛戳元佑大臣，是与其同党郡人林自密谋的。 林自系九牧林苇后人，生而早慧，淹贯群经，于元丰八年（1085）以太学上舍生优选赐第，除太学录（监管学规）。林自博学而缺德，与太学正（掌学规，考训导）薛昂相与党附蔡卞，推尊王安石 ，排挤元佑，禁戒士人不得学习元佑学术，在太学实行学术专制。并妄图将司马光巨作《资治通监》毁板。幸得太学博士陈瓘以宋神宗曾为《资治通监》作序为由，极力辩护阻止。林自理屈辞穷，急报蔡卞，遂密令太学将书板置之高阁，不敢复议毁板之事。林自身为太学之官，为追随政治，扼杀学术自由，并密谋焚毁《资治通监》版本，充分暴露其佞臣面目。

　　在追随蔡京的莆郡佞臣中，必须重提苏棫其人。崇宁末蔡京首次罢相后，中外学官多有以时政为题策士。蔡京自贬所召还再相后，对元佑直臣大搞“秋后算账”，实行政治报复。时为提举淮西学士的仙游人苏棫，政治投机，献议于蔡京，提请汇集蔡京贬官五年间，中外学官策士问目，“校其所询，以观向背”，即通过策士题目，观察学官对蔡京的政治倾向。所请为蔡京所采纳，检查结果，全国有三十余名学官由此被论罪并被停职、夺职。苏棫则因功升官，召还除考功员外郎。《宋史》称苏棫此举为“自售”，即自我卖身，投靠奸权。虽得一时贵显，却为有识者所鄙视，遗臭万年。

　　拒绝攀附的直臣“蛇蝎性灵生便毒，蕙兰根异死犹香。”当方天若、许敦仁、林自、苏棫之流，竞相自售其身，附丽奸党，助纣为虐之时，一批莆阳贤臣看清蔡京之奸，不为其所诱逼，保持自尊自重的直臣人格，拒绝党附蔡京。

　　兴化县人林迪，字吉夫，通六经、工辞赋，以太学上舍优等第绍圣元年（1094）进士。知龙溪县（今属福建），平易近民，有古循吏风。丞相蔡京，林出也。尝欲因是内交于林迪，林迪以蔡京“非同族”拒之。林迪操履端方，甚为多人所推重。郑樵称赞：“吉夫耆老硕德，在崇（宁）（大）观间仕不窜进，所在以治效称。”仙游县人陈骥，字德纯，元符三年（1100）以舍选登进士第，历官宗学博士。当时官场凡攀附蔡京者皆美官，陈骥与蔡京同里，而“不肯一见”。外除通判温州，以居官清白闻名。

　　耐人寻味的是，一些与蔡京同宗或姻亲者，并未以此为捷径，借梯上楼。庆历名臣蔡襄孙子蔡佃，称蔡京为从祖。英佃与弟蔡伸、蔡伷齐入太学，俱有声，号“三蔡”。蔡佃于崇宁元年（1102）登进士第二，时从祖蔡京当轴，力欲罗致门下，“竟不能屈”。徽宗因星变求言时，蔡佃上疏直论“宰相非人，宜举汉汲黯故事，以应天变”，责为温洲税务监官。朱宗，其父朱绂为宋徽宗潜藩旧臣，徽宗尊宠潜藩之旧，并录其子，多超进大官。朱宗从不自报家门，亦无人为朱宗进言。朱宗虽是蔡京姻亲，蔡京持国柄二十余年间，未曾造其门附势。莆田县人徐确，字居易，元丰五年（1082）进士，授江阴尉、改永泰（今属福建）县尉。蔡京以宫祠寓居之时，与徐确有“乡旧”关系。徐改官时，蔡京已入相，极力搜罗党羽，欲将徐确留置于亲任提举的核心部门讲议司。徐确辞之，听从吏部选任，知象山县（今属浙江）。更为典型的是叶确，元丰八年（1085）进士。时乡人蔡京当国，叶确虽与其内姻关系，因知其必败，未尝一诣其门。后蔡京欲除叶确苏州太守，令人约其一见，然后上请。叶确不为所动，悠然挂冠以去。未已，蔡京果然垮台。仙游县人陈高，字可中，元符三年（1100）进士。除太学录，迁太医学司业。因累上封事（密疏奏事），以切直忤蔡京，慨然请致仕。

　　一些在郡县执政的莆阳直臣，不顾政治风险，极力抵制蔡京及其党羽以权谋私的恶政，维护国家和民众利益。蔡京为投宋徽宗花石之好，特在苏州设立应奉局，搜罗奇花异石运往京城。徐确任江州（今江西九江）太守时，中贵人指使其备舟载花石进贡。徐确拒之，曰：“吾州所有，粮纲船尔！”谏官陈瓘（字莹中）因弹劾“蔡京不可用”，蔡京恨之入骨，复相后屡加贬责。徐确与谪居的陈瓘时有往来，并致书蔡京为其鸣冤，曰：“莹中久废，宜平前冤，稍伸忠义之气。”莆田县人陈彦恭，元佑三年（1088）进士，调太平州司法，擢编修敕令所删定官。以事忤京改宣议郎通判边州，后除提辖河东坑治铸钱。蔡京令党羽王桓插手其事，欲数倍增加采铸量以增税利。陈彦恭阻止曰：“山泽之利不可竟，祖宗之额不可逾。以此病民，吾不忍也！”王桓怒，向蔡京报告，将陈彦恭罢归。莆田县人黄宣，政和二年（1112）进士。出知遂平县（今属河南）任上，依附蔡京的宦官李彦，“力助公田，胁制州县”，即霸占民田为“公田”，课收“公田钱”。该县奸民王时，乞籍（没收）遂平之租，以供延福内库。凡三夺御扎，专委检按，黄宣屡为执奏。朝廷遣特使至县核实，黄宣以身捍之，终以得免。由是河南蔡州十邑，惟独遂平独无公田，维护了民众利益。

　　一些莆阳直臣，因拒绝党附蔡京遭到冷迂，甚至被施以政治迫害。方价（初名方俨），熙宁六年（1073）进士。大观初知安丰县（今安徽寿县），用荐召赴都堂审察。蔡京以其不肯私谒而报罢，复知侯官县（今属福建福州），不久，挂冠里居二十余年。莆田县人郑济，字舆梁。未冠游太学，文艺颖拔，第元丰五年（1082）进士。调潮洲司理，移端溪县（今属广东）令。御史中丞石豫系蔡京门客，欲荐其御史台职。郑济力辞不就，致“居郎官不迁者四年”。后按蔡京旨意相继出知海州（今江苏灌云）、衢州（今属浙江）、亳州（今属安徽）等荒凉贫困地区，以示征罚。仙游县人傅希龙，字廷元，登元佑六年（1091）进士，知漳浦县（今属于福建）。时蔡京、蔡卞当国，希龙不肯依附之。以其元符上书之罪，列名“邪等”籍。希龙从叔傅楫、从孙傅淇，亦都是“未尝一迹权要之门”，不肯低首权门求荣的直臣。陈宋辅，政和二年（1112）进士，因论二蔡（京与卞），被贬余姚县（今属浙江）主簿。其父陈觉民亦是宋神宗元佑间一位“剀切时议”的直臣。

　　蔡京对异已的迫害，往往累及其亲属子弟。仙游县人王回，熙年六年（1073）进士，以治行由鹿邑（今属河北）知县召为宗正簿，充睦亲宅讲书。因同情、资助谏官邹浩被贬南迁罪，被除名停废。宋徽宗时，王回以东宫旧臣召还，擢监御史，不数日以疾终，年五十二。朝廷侍从、台谏纷纷上章乞录其子、恤其家，以奖忠义。召除其子焕老为郊社斋郎。蔡京为相，夺其职，仍刊名党籍。秘书承朱置，元丰二年（1079）进士，因叔父朱绂入“元佑党籍”并罢免。王府翊善方通，因子方轸上书论列蔡京之罪，株连谪官。莆田县人黄彦辉，字如晦，少嗜学，弱冠已有俊声。因伯祖黄隐名在“元佑党籍”，而不得应试。蔡京罢相后，废除党禁，始得入太学，登政和三年（1113）进士，官至同安（今属福建厦门）知县。

　　勇于抗争的烈臣“危言昔日尝无隐，壮节今来信不凡”。在蔡京出相、乱政祸国的过程中，几位莆阳刚烈之臣，以其谠言直气，与蔡京作百折不挠的斗争。

　　仙游县人陈次升，字当时，熙宁六年（1073）进士。宋哲宗绍圣初，宰臣章惇、蔡卞培植党羽。蔡卞以与次升“同乡里”之故，延置于宪府，欲使出力为助，挤排众贤。次升一无所附。蔡卞又使次升好友出面致已意，许以美官。亦被次升严拒。蔡卞不乐，托辞将其谪贬全州（今陕西安康）酒税监官。徽宗即位，召次升为侍御史。次升极论章惇、蔡卞、曾布、蔡京之恶，致四奸被黜罢出京。神宗时御史中丞邓绾，尝为王安石求赐府第，并荐安石子王雱、女婿蔡卞馆职，神宗谓邓“持心颇僻，赋性回邪”。次升疏弹蔡卞“欲报（邓）绾私恩，褒饰妻父，故置洵武（邓绾之子）于史院，令同修正史。洵武岂能公心直笔，以发挥神考之盛德，而不掩其父恶乎？”且其人材凡近，学问荒谬，不足以添此选。徽宗不听，迁洵武起居郎。后借侍从帝王之便，窥探徽宗瞩意蔡京，秘密向徽宗推荐蔡京出相。正是这个邓洵武。蔡京出相钧国后，视次升为眼中钉。先是以宝文阁待制出知颍昌府（今河南许昌）。奸言日至，降充集贤殿修撰，屡移循州（今广东龙川）编管，入元佑党籍，革职为民，至蔡京罢相后方得以复官。

　　仙游县人、给事中朱绂，亦是一位敢于指佞触邪，直斥蔡京的斗士。朱绂，字君贶，治平四年（1067）进士，后于王府任王宫大小学教授、侍讲、翊善等职，因同情、资助被贬谪的谏官邹浩出行，追官勒停。徽宗登极，以藩邸旧臣召朱绂赴阙，累迁右谏议大夫、给事中。朱绂在御史台，忠于职守，议政论人，举直错枉，论驳无虚日。政府遣人谕意曰：“上眷待如此，不日当在此地。” 朱绂不为所动。时章惇、蔡京极力鼓噪“绍述”之说，即所谓继承宋神宗之制，朱绂致书蔡京曰：“彼为绍述之议者，岂毫发为朝廷计？特借是固宏位、复恩仇尔！自公秉政，中外属望，今乃持之益坚，行之益峻，是知有私恩，不知有国恩；知肆情得意取决于一时，不知其祸于异日为可畏也！”深刻揭露蔡京倚势复仇之险恶居心，警告其异日必然致祸之下场。蔡京得书大怒，力谋将朱绂逐出朝廷之计，终抓其细故，并以“合党王回、缔交邹浩”罪之。致朱绂落职，提举杭州洞霄宫，入“元佑党籍”。蔡京初次罢相，朱绂起知福州。蔡京复相，再罢朱绂，不久卒于家。直至宋钦宗即位，始予平反复职，赠少保。蔡京的可悲下场，亦验证朱绂之远见。

　　莆田县籍、太庙斋郎方軫，更是位“位卑不忘忧国”的刚烈之臣。方轸以父方通王府翊善之任荫官太庙郎。大观元年（1107），蔡京罢相不到一年，再度出相，“天下事滋坏”。方上疏论列蔡京一千二百余言，全面揭发蔡京劫持人主、植党为奸、祸国殃民罪过，疏云：”（蔡）京睥睨社稷，内怀不道，视祖宗神灵为无物，玩陛下不啻如婴儿。专以超述熙（宁）、（元）丰为自谋之计，上以不孝劫持人主，下以谤讪诋诬天下。交通阉寺，纳结宫禁。蠹国用则若粪土，轻名器以市恩。内而执政侍从，外而帅臣监司，无非（蔡）京亲戚门人。（蔡）京每有奏请，尽作御笔行出，语人曰‘此上意也’；明日不行，又语人曰‘（蔡）京实启之也’。善则称已，过则称君，必欲陛下敛天下之怨而后已。政事不合于天心，举动必敛于民怨。尚书省元丰所造，（蔡）京恶其不利宰相，尽命毁之，是欲利陛下乎？是谓之‘绍述’乎？（蔡）京建四辅郡，屯兵数十万，遣门人为四辅总管，又以宋乔年（蔡京姻亲）为京畿转运，密讽兖州父老诣请登封（今属河南），意在为东京留守，乘舆一动，投闲窃发，呼吸群助，不知宗庙何所依倚乎？又建方田法欲扰百姓，而盐法朝行夕改，钞为故纸，盐为弃物，号泣吁天，赴水自缢者不知几千万人！元符末年，陛下嗣服，忠义之士投匦自见者无日无之。（蔡）京分为四等，黥配编置，不齿仕籍，则谁肯为陛下言哉？又遣子（蔡）攸日与陛下游戏，惟以花木禽鸟为献，欲愚陛下，使不知天下治乱也。自古人臣之奸，未有如（蔡）京今日之甚。陛下安可爱一国贼，而忘社稷生灵之重乎！臣以为蔡京必反也。请诛（蔡）京以安天下！”

　　方轸疏列蔡京之奸，旨在切谏徽宗返悟。不意昏君却令将此疏向蔡京宣示。蔡京提请将方轸交付有司推究。于是命御史台审问判罪定案，诏令免死，流放岭南。靖康元年（1126），蔡京死后，方轸登闻鼓院上书陈诉，始得收叙。时至今日，我们读方轸之疏，仍为其一股疾恶如仇之浩然正气所激荡，不胜敬佩。

　　窃曰：明代吾莆著名史家黄仲昭《兴化府志·名臣传》，对蔡京窃踞国柄之时，莆阳人臣的表现均有所评论。指出：“宋徽宗崇（宁）宣（和）之际，蔡京专政，一时贪得患失之小人争附丽之，以徼荣进、固禄位，甚至甘为鹰犬而不以为耻者。”称颂徐确、郑济、陈彦恭、黄宣四君子，“与蔡京为同郡，乃能蝉蜕于汙浊之表，而不受其笼络，侃侃自立，各行其志”；陈次升“不肯助章惇、蔡卞以挤排众贤，信哉，岁寒在后知松析之后凋！” ；朱绂“立朝谠言，无所顾忌” ；方轸“上疏论列蔡京之奸，其清名高节，不愧其先”。对于阿附权门势家，以希恩幸的方天若、许敦仁、林自之流，尤其为苏棫的“自售”劣行叹曰：“士君子立身一败，万事瓦裂。若（苏）棫者，不能坚定其心，一旦变其初志，卒陷其身于奸党。书之史册，遗臭无穷，可不惧哉，可不戒哉1”可证，权势往往成为官场人格高低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