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蔡襄评传》记：“慈寿陡门是五塘的配套工程，它位于涵江延宁陡门头。……蔡襄察看了现场后，便发动民众就地修建‘陡门’，……当地农民喜不自禁，为了纪念蔡襄这一功绩，特在此处镌刻‘端明’两字，故此徒（陡）门又称作‘端明陡门’”。

   2001年方志出版社出版的《莆田市志》记：“端明陡门又名慈寿陡门，位于涵江陡门头。上立一‘端明’石碣，为北宋蔡襄所创建。”（笔者按：“端明”石碑断为三截，分散三处，由笔者寻找在一起，“端明”石碑立在“端平陡门”上是20多年前刚移立的，不是原来就立在陡门上。）

   2004年方志出版社出版的《千年涵江》其中有篇大作题为《宋水利工程犹存》记：“宋代，端明殿学士蔡襄在霞明境河道的入海口修建了双门陡门，取名慈寿陡门，……涵江人民为纪念蔡襄的善举，在慈寿陡门上立一石碑，上刻‘端明’二字，以纪念他，于是陡门又称‘端明陡门’”。等等不胜枚举。

   综合以上各家所说，其意思基本相同，位于涵江下徐与延宁之间的这座陡门原名叫做“慈寿陡门”，是宋朝端明殿学士蔡襄所创建的，人民为了纪念蔡襄创建陡门的功绩，用蔡襄的官职即端明殿学士，刻一块“端明”二字的石碑立在“慈寿陡门”上，因此“慈寿陡门”也称为“端明陡门”，俗称陡门头。

   笔者认为以“端明”二字作为陡门的创建者是蔡襄的结论有点武断！其结论不能成立，依据及理由是：其一，宋朝担任“端明殿学士”官职的蔡襄并不是宋朝廷唯一的一个。仙游人蔡京、闽侯人陈自强、南平人黄裳、长乐人陈诚之、波阳人洪迈、余干人刘伯正、东阳人葛洪、东阳人乔行简、兰溪人范钟官、临海人谢深甫、安次人吕余庆、虞城人王尧臣、连江人李韵、襄阳人王之望、吴县人范成大等等，他们的官职都是宋朝廷的“端明殿学士”，难道这15人都是涵江“端明陡门”的创建者吗？其二，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释说：涵江“端明陡门”的创建者是仙游人端明殿学士蔡京，因蔡京是大奸臣、“六贼之首”，他的名声太臭了，因此以端明殿学士仙游人蔡襄取代蔡京，于是便成了蔡襄是涵江这座“端明陡门”的创建者（此是举例不是结论。）。

   可见，以“端明”二字来证明蔡襄是涵江“端明陡门”的创建者没有说服力。

   经访师拜友，调查了解以及笔者的考证，“端明”石碑存在二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泉州晋江草庵寺摩尼光佛石像旁边摩崖石刻刻有：“兴化路罗山境姚兴祖奉舍石室一院，……。”“兴化路”是莆田元朝时唯一的地名，全国没有第二个“兴化路”。涵江下徐村在宋、元之间称作“下徐端明境”；明、清之间称为“下徐霞明境”。“端明”石碑是宋、元之间下徐村村民所立的境名标志碑。元朝时的“罗山境”、宋元时的“端明境”境名均在莆田。

   第二种意见认为：黄仲昭《八闽通志·地理·兴化府·莆田县》记载有：“小屿桥，宋景炎元年（1276年），乡人刘端明等建。桥在醴泉里。”这说明，刘端明是南宋末、元朝初沿海（今秀屿区一带）人。刘端明乐于做公益事业，在其家乡捐资建“小屿桥”等。

   刘端明是一位莆田沿海的壮汉，以海上运输为生，他的大型货船装卸货物、堆放货物基本上是停靠在涵江下徐村的地界，刘端明靠海运赚了不少钱，发了财，恰遇郭朵儿将“涵头陡门”迁移到下徐村去建“端平陡门”，为了报答涵江人民给他提供赚钱的良好场地，建“端平陡门”的资金，刘端明自愿负担，“端平陡门”竣工后，涵江人民深受感动，特地用刘端明的名字“端明”刻一块石碑立在下徐村“端平陡门”附近几米远的地方，当作刘端明装卸货物、堆放货物的专用场地，任何人不得侵占此场地用作堆放货物等。“端明”石碑原来是刘端明装卸货物、堆放货物的标志碑。

   涵江下徐与延宁之间的这座陡门是元朝郭朵儿于皇庆间（1312-1313年）将“涵头陡门”迁到下徐去建的，建成后改名叫“端平陡门”。而蔡襄卒于宋治平四年（1076年），就以蔡襄死亡前一个月创建“慈寿陡门（端明陡门）”算，时在1076年，因此在蔡襄死后246年，郭朵儿刚在涵江下徐建“端平陡门”。死了246年之后的蔡襄他怎么会“回生”起来在涵江下徐创建“慈寿陡门（端明陡门）”呢？所以说，涵江下徐“端平陡门”是元朝的水利建筑物，不是宋朝的水利建筑物。涵江下徐“端平陡门”与蔡襄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