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谏经邦，昔日芳型垂史册；万安济众，今朝古道肃观瞻”。位于仙游县枫亭锦岭的蔡襄墓前石望柱上这对题联，形象概括其一生政绩和后人敬仰。

   蔡襄（1012－1067年）字君谟，仙游枫亭人，北宋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先后任知谏院、龙图阁直学士、枢密院直学士、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等要职。卒赠礼部侍郎，谥“忠惠”。

   蔡襄一生为官清廉、下徇私情，刚直敢谏。他的监察思想既承我国历代传统，又具时代精神。在言谏监察方面，既重视对皇帝的谏诤，也能展开对宰相及百官的谏诤；在御史台监察方面，既重视弹劾纠举，又创设言谏御史，开台谏合一之先河，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

   庆历三年（1043年）三月，宋仁宗补点蔡襄为知谏院，他与欧阳修、余靖、王素并称“四谏”。仅过一个月，他就上奏《言增置谏官书》，系统提出谏诤监察主张，强调“任谏非难，听谏为难，听谏非难，用谏为难”。即主张要任用谏官，倾听谏言，更重要的是采纳谏言，落实施政。当时京城连年发生火灾，蔡襄听说仁宗要大兴土木重建开宝寺塔，即上书极力反对，认为“一塔之费数百万钱，一钱之资皆民生膏血，当此匮乏之时，岂可虚费”。

   蔡襄在《明谏》等论著中批驳强加在谏官身上的好名、好进、彰君过等偏见，鼓励谏官直言无隐、同时也斥责一些谏官投机取巧，不知廉耻，不敢进言等劣行。而且建议皇帝“擢官必自主之”，即选拔忠于朝廷、敢于直谏的人担任谏官，使其能真正履行职责。为解除谏官进谏后顾之忧，蔡襄在《乞不令中书出谏疏宣示札子》中建议，谏官论列官员的奏疏必须保密，不能给当事人看，方有利于谏诤，避免受打击报复。作为专职谏官蔡襄只用一年半时间，便与其同僚为北宋第一次重大政治活动———庆历新政作好舆论准备，有力推动新政的施行。

   对于监察制度另一翼御史纠弹监察，蔡襄也很重视。他在《尚书都官员外郎郭申锡可御史制》中指出，御史台官员应有“鲠正之志”，方能纠弹奸匿，肃正纪纲。蔡襄升入谏坛第一件事，就是上疏解除宰相吕夷简的职权。他从“体、方、行、职、事、略、谋”七个方面，列举吕夷简为相压制忠良、进用朋党、专事姑息、大坏纪纲，导致内忧外患的罪责。吕夷简不得不引咎辞职，终结擅权20多年宰相生涯。此外，还先后数次直言上疏罢免贪奢忘公、擅权误国的另外两位宰相晏殊和梁适。

   为确保御史切实履行职责，蔡襄又向宋仁宗呈上《乞令御史中丞举属官状》提出应由御史台长官荐举属官，既可选得人才，且能使其责任更专一，“苟利国家，岂顾后患”,为驱除奸邪，令国家长治久安，蔡襄坦言可以不顾身家性命，充分体现其尽忠守责的坦荡胸怀和崇高节操。

   “夹道松，夹道松，问谁栽之？我蔡公。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万古摇清风。”这首至今仍在莆仙民间流传的民谣，正是后人对蔡襄为官形象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