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是北宋诗人王安石描写宋朝京城开封过年景象的一首诗。诗中的“新桃”和“旧符”指的都是大家所熟知的“春联”。但是宋朝的“春联”并不叫“春联”或“对联”，而是叫“春帖子”，“写春联”也叫“题桃符”。

　　在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对联既是一种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普通百姓都喜闻乐见的文学艺术形式，往往也是最容易被学界所忽略的一块文化瑰宝。历来文人墨客热衷于对联的创作。梅州的客家人如宋湘、黄遵宪、丁日昌、丘逢甲等，他们创作的对联在中国楹联史上都占据着一定的地位。

　　在客家地区，最值得一提的是客家人祠堂里的楹联。学界认为，客家人的祠堂楹联不但追怀祖德、敦族睦谊，还能教化子孙后代行善积德，诗书传家丰富儒家文化思想，是一种独特的“客家家训”，是一部中华民族的“特种教科书”。

　　上至帝王下至百姓均喜闻乐见

　　临近除夕，年味渐浓，忙碌了一整年的客家人会准备好寓意美满的春联，贴在大门的两侧。不论是在农村的大围龙屋，还是在城里的公寓，都能见到红彤彤的春联，这是客家人传承了千百年的习俗，从中原一路迁徙至此仍没有改变的习俗。

　　据楹联学家考证，“楹联”起源于春联，形成于宋，兴盛于明清，清初至新中国成立前是楹联的鼎盛时期。

　　清雍正以前，此类文体叫作对联或对子。为什么后来被称为“楹联”？这跟人们的生活环境有关。我国古代的建筑，无论是皇宫庭院、官府衙门，还是普通百姓的民居厅堂，都有很多木柱或石柱子，“楹柱”，即是这些厅堂里的柱子。“我们的祖先喜欢把‘对联’贴在或刻在这些柱子上。‘对联’指的就是这些柱子上的对子。到了乾隆年间，文人们才把这些柱子上的对子称为‘楹联’。还把写了没有张贴或镌刻的，以及一切印刷成书的对仗句子，以及赠送他人的对联、名胜风景对联、寺庵对联和一般对联，统统归类到‘楹联’名下。楹联也俗称为楹句、楹语、楹帖、对联、帖子、对子等等。”梅州市楹联学会会长陈平解释说。

　　在对联这一文体的发展过程中，有两个朝代的三个皇帝起到重要作用，一个是明朝开国洪武皇帝朱元璋，另外两位是清代的康熙和乾隆。由于朱元璋的提倡，对联开始普及，创作技巧也日趋成熟，对联开始有了分类，如“春联”这一名称就是由朱元璋提出来的。

　　据历史记载，朱元璋不但推崇春联，还创作了许多著名的“题赠联”“名胜联”等，因此被人称为“对联天子”。明代出现了如解缙、杨慎、徐渭、唐寅和祝允明等一些著名对联作家。

　　 “清朝对联的普及和快速发展，是由于康熙、雍正、乾隆几个皇帝的推崇。紫禁城内外都刻着或贴着由他们亲自撰写的对联，对联自此风行全国。”陈平说，康熙和乾隆不但在紫禁城内题写对联，全国各地很多风景名胜也都留下了不少他们题撰的楹联。

　　由于明清时期统治者的推崇，楹联已从皇宫、官府衙门、文人墨客的书斋、风景名胜的亭台楼阁，普及到农家茅舍和三教九流的招牌门面。楹联的种类也从贺婚、祝寿发展到哀挽、悼亡等，内容各异，具体分类有：春联、姓氏祠堂联、地理名胜联、宗教寺庙联、婚寿庆贺联等。

　　自古以来，客家的文人留下了不少的著名楹联，在梅州地区随处都能看到他们的作品。

　　在梅县白渡的宋氏祖祠内，有“岭南第一才子”宋湘题的楹联：

　　铁石梅花，太平宰相；山川香草，股艳文章。

　　在周溪河畔的东山书院内，有晚清爱国诗人丘逢甲题写的楹联：

　　东下即天堑长江，淘不尽千古英雄，间气钟人，伏处在草庐，谈道读经，海滨尚有无双士；

　　山中知登朝甲子，等养时一门将相，奇才应用，肃清遍案宇，崇文尚武，儒行终能溢九州。

　　至今被一代又一代的东山学子所诵读。

　　祠堂联是客家人的特种教科书

　　在嘉应学院的老校门，有一座与周围的现代建筑“格格不入”的围龙屋，屋前伫立着一字排开的七对楣杆夹石，庄严而肃穆，彷佛在告诉来访者，这座老屋不简单，这就是中国现代言情小说的开山鼻祖张资平的故居——留馀堂。

　　走进留馀堂，一幅幅对联映入眼帘：

　　孝友传家诗书礼乐；

　　文章报国秋实春华。

　　结庐老梅树下；

　　读书深柳堂中。

　　灯火夜深书有味；

　　墨花晨润字生香。

　　读着读着，好似能闻到浓郁的书香气。留馀堂廿一世孙张振孟老人说，屋内的这些对联是教育子孙的家训，“我们从小就看着这些对联长大，要熟读背诵，这是祖先劝诫要用功读书、胸怀天下、报效祖国。”

　　《嘉应州志》云：“俗重宗支，凡大小姓莫不有祠。州城则有大宗祠，则并一州数县之族而合建者。”族必有祠，祠堂，是客家人重要的公共场所，而祠堂内一般楹柱林立，对联也有很多。“在楹联中，姓氏祠堂联是最具客家特色的一种，每一个姓氏都有自己的祠堂联。”梅州市姓氏文化研究会会长叶景昌说，在客家地区，这是一部“隐性”的客家家训，以润物无声的形式影响着在祠堂里成长的族人。

　　“姓氏祠堂联是专门为姓氏宗族祠堂撰写的对联，包括门联、堂、龛联、栋对、檐联等。祠堂联一般能用极简洁的文字概括前人一生功过和在历史上的地位。”陈平说，此外还有以姓氏宗族为背景题撰的对联，这种短联一般为四言或五言，多用在大门作春联张贴，横屋小门或重门、内门均贴七言联，这种情况在岭南客属地区最为普遍。

　　据了解，祠堂楹联主要可分成六个大类：门联和匾额，堂联与匾额，栋对，龛联，檐联和灯联，厢（书）房联和窗联。不同类型的祠堂楹联张贴地方不同，联语的内容和功能及联语的长短也不相同。

　　梁德新是梅县松口人，据他介绍，属于梁姓的宗祠对联中最著名的是“东平世泽，安定家声”，这里面蕴含着梁氏祖先的故事，“东平和安定都是地名，东平曾出过梁氏父子状元，安定郡曾是古代陆地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经济繁荣，都是梁氏人的骄傲，不管现在我们在哪里落脚，都没有忘记祖先的荣耀并将之写进对联里以此为激励。”

　　“祠堂楹联的内容除了记录祖宗光辉史绩之外，大多是当时社会主流意识的表达，把修身励志、居官治学、处世治家等祖训写入其中，起到告诫子孙后代如何立言立德，继承祖先勤俭、艰苦创业美德的作用。”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副院长肖文评说。

　　楹联文化后继乏人急需弘扬

　　虽然楹联这种文学艺术形式被普罗大众所接受，但其地位远远不及诗词歌赋。在明代以前，文人学者错误地认为楹联是文人们逢场作戏的“文字游戏”，以致楹联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至今尚无明确的定论。

　　楹联研究家们认为，正是这些“文字游戏”，在中华民族这块沃土上经过长期的创造和沉积，融合了诗、辞、歌、赋、骈、词、曲等文体精华，凝聚成为日后的对联。学术界现在已经开始认识到对联是中国文化之精华，是诗中之“诗”。

　　“《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中国文学和语言学两卷，都找不到‘楹联’这个辞条，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悲哀！”热衷于楹联文化研究的陈平感慨地说。

　　为了弘扬客家楹联文化，身为梅州市楹联学会会长的陈平做了许多的努力，在他的主持下，先后出版了《中国楹联集成·梅州卷》、《中国客家对联大典》（上、下卷）、《梅州历代名联辑注》和《中国客家姓氏祠堂楹联》（上、下卷）等。他们挖掘、整理了梅州和中国客家地区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优秀楹联，为保存这些濒危流失的优秀传统文化作出巨大的贡献。这些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不但在全国影响很大，同时也勾起了众多在外漂泊的游子的思乡之情。

　　在收集和记录客家地区的楹联过程中，陈平发现，现代有很多人文景点的楹联撰写得不伦不类，甚至比“顺口溜”都差，而使用最广泛的春联，张贴和悬挂时也常常左右颠倒，更有甚者，把不该出现在某个地方的楹联也贴出来了。

　　因为楹联的使用广泛，但对大众对楹联的了解并不是那么透彻，闹出的笑话有不少。“曾有报道批评某医院贴的春联竟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选盛达三江’。根据这副对联的意思并不适合放在医院，这是一件很讽刺的事。我们对比一下旧时药店贴的春联：‘但愿世间人无病，何妨柜上药生尘。’这样显得有人情味得多，也显出了古人的楹联造诣。”陈平说。

　　 “这几年，我曾多次在春节期间看到许多人家的门口贴着这种春联：‘门迎春夏秋冬福；户纳东西南北财。’这副对联内容不错，对仗工整，平仄和谐，词性也绝对没问题，然而它却是旧时青楼的专用春联。人们想发财致富的心理可以理解，可把妓院贴的春联贴在自家门口，确实是有辱斯文。”有不少贴错对联的现象让陈平痛心不已，于是，他特意编写了一本小册子——《楹联文化小识》，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大众介绍楹联。

　　“楹联是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了解它，更要爱护它。近年来，我几乎天天与楹联打交道，发现大家在使用这一文化样式时，出现很多错误，楹联文化也有点后继乏人。”陈平说，他希望楹联文化走进校园，让孩子们从小就接触这一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学习这一文学艺术形式的同时也学到蕴含在楹联中的处世治学哲理。

　　清华大学入学考试 陈寅恪出“怪题”

　　在近现代众多的客籍联家中，有三位是最著名的，一位是被誉为清华四大国学大师之一、江西修水人陈寅恪；另一位是广西博白的北京大学教授、语言学家王力；还有一位是中国当代著名文学家、科学家，四川客籍人郭沫若。

　　其中，陈寅恪与楹联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1932年清华大学国文系入学考试，陈寅恪应邀为考试出题，其中有一题是“对对子”，他出的上联是：“孙行者”。

　　结果有一半以上的学生交了白卷。事后有人说陈寅恪食古不化，出“怪题”刁难学生。

　　陈寅恪却不以为然，撰文回应说：“对联是各种文学形式中数字最少，但却是最富中国文学特色的文体。不但可以考察学生读书之多少和语言之贫富，还可考核学生的思想条理，最容易测验学生对中文的理解。这副对联虽寥寥数语，却包含了词性、平仄虚实的运用。如出题的上联‘孙行者’，下联标准对句应该是‘胡适之’”。据陈寅恪解释，此联是化用了苏东坡《赠虔州术士谢（晋臣）君》七律诗句：“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韩卢”为犬名，“行”与“退”皆为动词，“者”与“之”是虚词。苏轼此诗中之对联可称为中国对仗文学之典范。此题的上下联的胡（猢）孙（狲）是猕猴，而“行”与“适”都是动词，“者”与“之”皆为虚词，词性、平仄、音韵皆对仗工隐，并不是怪题。

　　客家人的堂号和堂联

　　“客家来自黄河边，水有源来树有根。”这首山歌唱出了客家人千百年来不变的情怀，情系中原，根系河洛，是一代又一代客家人割不断的文化情结。

　　在内涵丰富的客家文化中，祠堂文化是其中一大特色，是解读客家文化的“密码”之一，而堂号与堂联又是祠堂文化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它是客家先民在不断南迁的历史过程中，出于寻根念祖、怀念故上的心理需要和精神诉求，继承了华夏传统文化独特的楹联和牌匾艺术，并结合其祖先南迁及在定居地艰苦创业的经历而逐渐形成的一种文化形式。

　　堂号作为祠堂的名号，是血缘的标志，取名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取自祖先的发祥地、望出地；还有一种是为纪念祖先的官衔、勋绩、德行。由此可以看出，堂号代表着姓源和血统、历史和荣誉。堂联采用中国传统的对联形式，对仗工整，特点鲜明，一般都有“家声”“世泽”等专用语，而且大部分强调祖先功业和祖居地名。

　　例如，陈姓，堂号有：颍川堂、汝南堂、广陵堂等，通用祠联为：颍川世泽，太史家声；名高七彦，才坛六奇；汝南世德，御史家声，等等。刘姓，堂号有：彭城堂、沛国堂、弘农堂等，通用祠联为：彭城世泽，汉室家声；五中门第，两汉家声，等等。

　　从客家各姓的堂号、堂联可以明显地看出，客家人的祖先大多源于中原，而这个“根”不仅仅是血统意义上的，更有文化层面的。虽历经数百年风雨沧桑，屡遭动荡和迁徙，但客家人不忘故土，不忘先人功业，仍较完善地保存了中原河洛文化的精神，传承并保留了中原古风。

在客家人的心中，祠堂不仅是祭祖的场所，更是客家人公共生活的中心，是客家精神生活的灵魂，而堂号、堂联是最直白地体现客家人精神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