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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上，对于庆历新政的结果，有人是这么说的：“由于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阻挠。庆历五年（1045年）初，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也被废止，新政彻底失败。”
真的是这样的吗？庆历新政****了十大政治纲领，有抑侥幸、精贡举、厚农桑等，每一项都被废除了，一样也没有保留，彻底失败了？
但是，蔡襄却是历史见证者，他在福建办事效率高，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以庆历新政十大政治纲领为纲。纲举目张，工作到位，想方设法完成好。《宋史》说：“（蔡襄）以母老求知福州，改福建路转运使。复五塘溉民田，奏减五代时丁口税之半，复修起居住。”（《蔡襄传》）蔡襄于庆历五年四月，知福州；七年十一月，出任福建转运使，完成任务后回京任职。
蔡襄是庆历新政骨干分子，宋仁宗对他十分信任。他离开东京的原因，《宋史》写的很清楚，是因为母亲年纪大了，所以想回福建做官，知福州。后来，宋仁宗让他出任福建转运使，把整个福建交给他去治理。《宋史》列举了两件事，一是复五塘溉民田，二是奏减五代时丁口税之半，分别属于庆历新政十大政治纲领六、九两条。这是庆历七年出任转运使以后做的事。在那时，他仍然在福建落实庆历新政十大政治纲领，这说明，所谓庆历新政彻底失败了，并没有符合历史客观实际，而是属于今天历史研究领域中不应该存在的浮夸风。这是因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一个发展，否认宋朝的历史就等于否认今天的中国。这是不言而喻的。这就是说，在今天，中国所以会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因为她有一部历史悠久成就辉煌的的社会发展史，宋朝是个重要起点。所以，历史研究要警惕有些人采用否认历史上的中国，来达到否认今天的中国之目的。
据弘治《兴化府志》记载，蔡襄任职福建转运使以后，向宋仁宗递上《奏复五塘剳子》，解决历史遗留的老大难问题。文章说，“莆田县有陂塘五所，胜寿、西冲、泰和、屯前、东塘，自来积水灌注塘下沿海咸地一千馀顷为田，约八千余家耕种为业。大中祥符（1008-1016）年中，有百姓陈清等陈状，于萩芦陂渠引水，灌注塘下民田，却决去五所陂塘，以地为田，官司妨碍，不与检给。天圣（1023-1031）年中，陈潭知军日，其陈清却与官户形势计会，同共请上件塘内地土，州县徇私曲理，先次给却屯前、泰和、东塘陂塘三所，去水为田，旧日仰塘水灌注之地尽皆焦旱。百姓争讼，州县一向抑迫不与申理。至李余庆知军日，陈清又请胜寿、西冲二塘为田，其时不与检给。宝元（1038-1040）年中汪随政内徇私顺情，一向检给，科率产钱供输赋税”。其结果，“自决去五所陂塘以来，沿海咸地止仰天雨，有种无收，州县多是不与放免税赋，是致人户逃移”。
上面这些记载告诉我们，在庆历新政以前，莆田县农田水利建设不仅得不到重视，而且连已有的陂塘都遭到破坏。例如胜寿塘，是唐太宗贞观五年（631 年）建造的，有好几百年经济效益，但是到宋初时却被废之为田。州县面对民生熟视无睹，麻木不仁，没有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农民的利益，结果导致许多人家背乡离井，逃移他乡。直至庆历三年秋旱，官府才“放产税例及九分”。
有比较才能鉴别。蔡襄说：“窃缘旧作陂塘，灌田一千余顷，济活八千余家。及决塘为田以来，收得塘内田一百余顷，丰赡官势户三十余家，又年年雨水不充，放却赋税至多。”在这里，8000 多户和 30 多户，孰轻孰重，也就清楚了。所以，通过比较之后，他说：“若以民间利害，即贫困却八千余家，止丰赡得官户三十余家；若以官中租赋，即每年蠲放千顷租赋，只得百顷租赋，其为利害公私灼然。”从中可以看出，过去那些父母官就没有认真算好这笔账：这样做，无论是平民百姓收入，还是政府财政收入，都是一大损失。所以，复五塘溉民田，是落实庆历新政（六）厚农桑。这是其一。
其次，《奏乞减放泉州、漳州、兴化军人户身丁米剳子》呢，则是落实庆历新政（九）覃恩信。该项要求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主管部门若有人拖延或违反旨令的施行，要依法从重处置。另外，还要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应当施行的各种惠政是否施行。这样，便处处都没有阻隔皇恩的现象了。
蔡襄说：“伏惟祖宗恢复天下，大去无名之歛，然诸州身丁，尚犹输纳。真宗皇帝哀怜百姓困穷之弊，祥符中（1008-1016 年）特降御札，除两浙、福建等六路身丁钱四十五万贯。漳泉兴三州，亦是丁钱折变作米，无人论奏，因依科纳，遂至先朝大惠不及三郡。三郡之人引领北望，迄今又四十年矣。”四十年间，三郡人希望减免人头税，但是却没有人替他们办事，连续几任转运使都不称职，即使“皇恩浩荡”也没有用处。所以，蔡襄进之说：“臣闻圣人以生为德，以孝为本。今陛下之民至有父母不肯养子，不亦累于生生之德乎？先朝所行之事，有所未尽，陛下推而行之，可谓至孝矣。伏望陛下进成先帝之仁，下恤远民之苦，蠲放三州军丁米，只令依建州例纳，岁纳口钱。”在这里字里行间，洋溢着蔡襄的爱民亲民思想，显示了办事雷厉风行的政治特色。就这么一请求，三郡人头税减免了一半。
蔡襄“复五塘灌民田，奏减五代时丁口税之半”，那是他带头落实庆历新政的具体表现。在蔡襄的带动下，福建政府官员重视兴修水利、为民办实事的新的风气掀起了。庆历新政以后，“厚农桑” 成了许多人的共识，讲究农田利害，兴修水利，大兴农利，成为了官民的共同行动。
其三，庆历新政以后福建教育名列全国先进行列，这与蔡襄任福建转运使带头落实“精贡举”息息相关。朱维幹先生在总结麻沙出版业的文化背景时说：“政治上兼收并蓄，是仁宗时才有，南北的畛域解除了。于是，‘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 。” （《福建史稿》上册 247 页）。“
弘治《兴化府志》卷十五说，”庆历四年（1044 年）复有诏立县学，县满 200 户以上者“。这就是说，兴化军兴化县学很有可能是在庆历四年，或者是七年十一月蔡襄出任福建转运使以后立的。那时该县人口不多，就有一所县学，莆田县人口比她多了十几倍，也只有一所县学。那时县学和郡学相当于今天专门培养干部的本科大学，学生送礼部考核后就可以做官或去学校教学生。这说明，庆历新政后，宋仁宗重视山区教育，办教育向山区倾斜，兴化县因此得天独厚。而且那里的人民也没有辜负中央政府的期望，为国家奉献出了许多优秀人才。兴化县是这样，福建许多山区县也是这样，都有自己的县学。这就是说，精贡举从办好县学做起。庆历新政后，蔡襄刚好是福建路转运使，理所当然要把宋仁宗的新的决策落实到位。福建靠山面海，山区县多。宋仁宗办教育向山区倾斜，是福建教育名列全国先进行列的一个主要原因。之所以山区各地县学很有可能是蔡襄出任福建转运使以后办的，是因为办学一要花钱，二要师资，二者都要到位。蔡襄重视教育，而且是转运使，有路财，有人事权，他会想方设法把宋仁宗的这一决策落实好，让福建教育面貌焕然一新�?/span>
另据本市弘治《兴化府志》的《选举志》记载，嘉祐二年（1057年），”是年亲试举人。凡进士与殿试者，始皆免黜落。“进士和殿试者从此有了言论自由。殿试，让应试者为国家为人民出谋献策，是1043年庆历新政****的，名曰”精贡举“。这却是一件有风险的事。参加者每个人都已经得中进士，有了铁饭碗。没有正确的政策，就没有办法达到精贡举目的，因为他们怕这怕那，特别怕丢掉铁饭碗，不敢把心里话说出来。这就是说，有了庆历新政十大政治纲领还不够，还要有具体的政策，请他们放心参政议政，并且还要考试以后马上兑现，让头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荣耀无比。这是重赏，赏罚分明。从中可以看出，精贡举大有文章可做，精益求精，一直到了1057年，还有新的决策****。
值得指出，1045年蔡襄”以母老求知福州，改福建路转运使“。无独有偶，范仲淹也找理由，离开了京城，去地方任职。这样做不是坏事，而是功成身退，风格高，好事情。所以，不能因为他们去地方任职了，就说庆历新政失败了。那样做是想当然的毫无根据的。
功成身退出自老子名言，《道德经》说：”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也。“意思是说，执持盈满，不如适可而止；显露锋芒，难以保持长久。金玉满堂，无法守藏；如果富贵骄横，那是自己留下了祸根。一件事情做圆满了，就要马上离开，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道理。
之所以要马上离开，因为那些地方往往是块肥肉，是非之地，是争名争利人家必争之地。离开，干别的事情，干重活，干粗活，干吃力不讨好的活，与世无争，也就无人前?辞懒耍壹岢值降祝够嶙龀鼍於氐拇笫虑槔础７吨傺秃筒滔宓热硕嘉炖抡笳胃倭斓鹊闹贫ㄗ龀隽斯毕祝枪Τ缮硗耍苡锌赡苁鞘艿嚼献拥钠羰尽�
在那时，庆历新政在上层得到了共识，有了十大政治纲领。但是，要把纸上的东西变成现实的东西，却还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进行一番艰苦奋斗，蔡襄”以母老求知福州，改福建路转运使“，正是这样，后来终于做出了他人做不了的事情，为国为民做出了贡献。
所以，他们主动离开朝廷，到地方任职，是件好事，既缓和了社会矛盾，又加强了地方政权建设。与此同时也说明，宋仁宗是他们信得过的皇帝，他会继续坚持庆历新政十大政治纲领，去实现天下大治。
例如，庆历新政（七）修武备，整治军备。范仲淹建议在京城附近地区召募强壮男丁，充作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这些卫士，”使三时务农，大省给赡之费；一时教战，自可防虞外患“，即每年大约用三个季度的时光务农，一个季度的时光教练战斗，寓兵于农，实施这一制度，可以节省给养之费。而且京城成功了，以后还可以把这个制度推广到了全国。1047年，宋仁宗让蔡襄出任福建转运使，从军事上来说，正是具有长远的战略性意义。福建位于东南沿海，是中国的东南大门、保家卫国反侵略的前线。明朝中后期东南沿海抗倭斗争的胜利，证明了宋仁宗长远战略决策的正确性。这又再一次证明，范仲淹、蔡襄等人去地方任职，庆历新政不仅没有失败，而且还得到进一步贯彻和执行，历史意义十分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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