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中华民族是一个极其重视宗族观念、世系传承的族群，源于对祖先的崇拜、对名人的推崇、对家族世系的辨清以及政治经济方面的需要，家谱作为一种表达方式应运而生。与其它任何一种文化载体类似，家谱凝结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灿烂文明，并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而在今天，家谱俨然成为了众人灵魂世界中“根”的代名词，体现了一种对家族凝聚力以及民族、文化归属感的诉求。

  家谱，又称谱牒、族谱、宗谱、家乘、房谱、世谱等，是家族起源、世系传承、迁徙、风俗人情及家族人物等情况的历史记录。将家谱定位为家史，也许并不为过。在某种意义上讲，家谱是人另一种意义上的“身份证”，一种证明自己家族归属的身份证明。

  有关家谱之起源，由于年代久远，已不可考。但根据部分史料记载，我们可大体推算出家谱早在先秦时代便已有了初步雏形。在原始氏族社会，区分族群、辨析血缘等观念业已深入人心，而这极有可能便是家谱诞生之根源。“瞽蒙主诵诗,并诵世系”则在某种程度上佐证了口授家谱的存在。当然确切的证据来源则要推后到周代，宗法制的实施，王位、爵位继承之需要，使得厘清王室、诸侯、卿大夫的确切传承世系显得尤为关键。在这一时期，专门的谱牒编纂制度已经初现端倪。《周礼·春官》便有明证：“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而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便是《世本》的诞生，它记录了自黄帝到春秋时代各代天子、诸侯、卿大夫的世系传承，堪称中国谱牒专着的开山之作。当然，此时的家谱是由官方编修且只为王室贵族服务，在内容上大体只有一个传承世系图并附带简略说明，较为单一。

  秦汉时代，是中国谱牒发展转变的一个重要酝酿、调整期。伴随着累世公卿的世家大族的出现，出于把持权柄的需要，他们开始将幕后黑手伸向了察举选官制度。于是乎，选官的考察依据不再是才学、品德而是家世、族望。顺应形势的变化，家谱纂修在内容上开始了初步地调整，单纯的世系传承图表显然已经不能满足需要。在此时，其居住所在的州郡、家族之门第、官位爵位等等内容，渐渐被补充到了家谱之中。

  魏晋南北朝，是谱牒之风极盛的一个时期。九品中正制的诞生、门阀制度的确立，对于世家大族地位的极度推崇，使得谱牒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官之选举，必由簿状；家之婚姻，必由谱系”，家谱已逐渐成为政府选官、家族联姻的根据。家谱实际上左右了一个人的仕途、婚姻等方方面面。由于家谱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上的突出作用，家谱在内容上又有所增加。地望、家世、官爵、婚配等方面的情况，成为家谱着重记录叙述之处。值得注意的是，在南北朝后期，源于战乱、人口迁徙及江南庶族地主势力的抬头等多方面因素制约，门阀制度逐渐走向了没落，家谱文化即将迎来了它的变革期。

  自隋唐开始，士族制度的衰落，科举取士制度的施行，使得家谱原本承担的选官之使命逐渐淡化。而家谱一旦失去了以往选官出仕等方面的政治功能，也就失去了官修的意义。也就是在宋代，官方修谱的传统禁令被打破。仿佛在一夜之间，民间修谱的热情被完全点燃。此时家谱的功用被最终定格在推崇祖先、弘扬家族文化、提高家族凝聚力上。官方禁令的放开，虽有利于家谱事业的繁荣，却也不可避免出现一些问题。好面子的古人有时为拔高自己，附会一些原本与自己家族并不相关的名人，致使很多家谱在世系传承上出现了不少问题。此外，家谱修撰的体例上种类繁多，且多不固定，加剧了阅读即后世续谱的难度。

  明清时期，家谱无论是在编纂体例还是内容上都已基本定型。一般而言，家谱分为以下几个部分：谱序、题辞、家谱图像（包括始祖、祠堂及其它标志性建筑）、家族起源迁徙、世系表（以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创立的欧体与苏洵创立的苏体最为流行）、家训、家族人物传记、艺文着述等等。并且也是在明清之际确立所谓三十年一小修、六十年一大修的续谱原则。在明清时期，家谱编修无疑迎来了一个辉煌期。

  然而，到了二十世纪初以及后来的文革时期，由于时局的动荡，且曾被认为是一种封建文化糟粕，中国的家谱文化一度饱受摧残，逐步走向了低谷。而随着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城市、交通的发达，在某种层面上加剧了地缘方位的优势，而使得血脉亲情在这种潮流中被分割得支离破碎。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呼唤家谱文化的复兴，在今天不少农村地区，家谱续修之风再度兴起。然而，中国家谱文化事业要真正蓬勃发展，就必须积极走向城市、走向年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