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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录者语：2024年3月21日（农历二月十二日），是宋代名臣蔡襄诞辰1012周年，而他又是公元1012年出生的。他虽然离世已有957年，但他“忠国惠民”的精神，深受历代朝野尊崇与敬仰，现今亦是福建省人民政府倡导公务员作为廉政教育学习的榜样。值此蔡襄诞辰1012年之际，余今编录《蔡襄：忠国惠民 正直端方 》一文，权作纪念与缅怀，更冀吾辈襄公后裔见贤思齐，以先祖为榜样，努力做到：忠于国、惠于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蔡襄：忠国惠民 正直端方
（一）
蔡襄，字君谟，公元1012年3月7日（农历二月十二日）出生于福建莆田仙游县（今仙游县枫亭镇九社村）一个农民家庭；1067年9月27日去世，享年56岁。
蔡襄说：“嗟予出寒远，家世尝力农。”蔡襄志向远大。他曾作《青松颂》表明心志。诗云：“谁种青松在塔西，塔高松矮不相齐。时人莫道青松小，他日松高塔又低。”
公元1029年，蔡襄带着弟弟蔡高步行从福建到京城参加开封府试，“以农家子举进士，为开封第一，名动京师”。
公元1030年，蔡襄登进士榜第十名。该科状元是咸平（今河南通许）人王拱辰，欧阳修也在同一榜。4年后，蔡高和族叔蔡准为同榜进士。40年后，蔡准的儿子蔡京和蔡卞同年考中进士，轰动一时，后来同朝为宰相，更是史上罕见。
公元1031年，蔡襄被授予漳州军事判官一职，从此踏上仕途。
景祐三年至庆历三年（公元1036年～1043年），蔡襄先后任西京留守推官、馆阁校勘、秘书丞、 集贤校理知谏院兼修起居注。这时执政的宰相吕夷简结党营私、排斥异己。
公元1036年冬，范仲淹因弹劾宰相吕夷简获罪，被贬到饶州（今江西鄱阳县），欧阳修、余靖、尹洙也因仗义执言被贬出京城。蔡襄作组诗《四贤一不肖》，称颂范、欧、余、尹为“四贤”，痛斥谏官高若讷为“不肖”。蔡襄这一组诗洋洋洒洒，气势磅礴。人们争相传阅，一时洛阳纸贵，连契丹使者也买回去张贴在幽州馆广为传颂。蔡襄名扬朝野中外，但吕夷简一派的官员包括高若讷却没有上书请求追究蔡襄的罪责。
公元1043年4月，蔡襄正式在监察机构任职。蔡襄大胆揭露吕夷简、王举正、晏殊、李淑、梁适、陈执中等人。他上疏《乞罢吕夷简商量军国事》，从吕夷简任职时屡贬言者、廉贪不分、好大喜功、善恶无别、务取人情、屡战屡败、无制敌之术等方面，一针见血地指出吕夷简的七大严重罪责，结束了吕夷简擅权20年的宰相生涯。
当时羌虏为患，兵戈未宁，生民穷困，国赋贫蹙，而参知政事王举正庸碌无为，蔡襄上《乞罢王举正用范仲淹》的奏章。
蔡襄在《乞罢晏殊宰相》的奏章里说：“宰臣晏殊，自登枢府，及为宰相，首尾数年，不闻奇谋异略，以了国事，唯务私家营置资产。见于蔡河岸上，托借名目，射占官地，盖屋僦赁，以宣借兵匠外，多占外州军人，日夕苦役，怨诺之言，闻于道路。”晏殊因此被罢免相职。李淑、梁适，生性奸邪，犯有实罪，蔡襄在奏章中指出：“奸邪不去，正人退缩，此正可痛心也。”建议朝廷罢免两人朝官，贬往外郡。蔡襄在奏章中还说：“臣力指奸邪，世人以臣不思后患，为臣寒心，笑臣愚鲁，臣自知甚明。苟利国家，岂顾后患哉？臣不爱身，惟忧朝廷不即施行耳。”
蔡襄向宋仁宗上疏《言增置谏官书》，系统地提出了关于谏诤监察的一系列主张。蔡襄指出：“任谏非难，听谏为难；听谏非难，用谏为难。” 蔡襄很有远见地分析攻击谏官的三种罪名：“好名也，好进也，彰君过也。”建议皇帝“擢官必自主之”。他劝宋仁宗要善于纳谏，并择善用之。
蔡襄生活的时代积弊丛生，危机四伏。蔡襄先后上了二十余疏，指出大臣捍边无方的过失，疾呼君臣奋起拒敌。他在《乞大为边备之要》奏章提出改革军政，边郡委任精明官员、选拔部将，提高军队战斗力的主张。他与欧阳修一起联名上状向朝廷举荐姚光弼，说“好学有行止，能记前世兵法及史籍所载名将用兵取胜之术……若蒙擢用，必有所为”。姚光弼后被朝廷授将作监簿，在军事上屡有建功。
宋仁宗执政期间，灾情时有发生，灾区百姓生活困苦。蔡襄连上《言灾异》四疏，认为“灾变之来，实由人事”，指出宋仁宗“不专听断，不揽威权，使号令不信于人，恩泽不及于下”。他建议宋仁宗“避殿减膳，以自修省；仍降诏书，戒敕百官，各举厥职。遣使天下，求访阙失，或有官吏贪残而不纠，刑狱冤枉而不治，赋敛繁数而不均，徭役频仍而不息，孤独无所养，流散无所归，朝廷之惠不逮于下，万民之情不达于上，皆得条奏而施行”。
公元1044年，京城开宝寺发生火灾，安奉佛牙舍利的灵感塔被毁，朝野震惊。宋仁宗安排人把灵感塔地宫中所藏佛牙塔移入内宫供养，并计划重新建塔安奉。蔡襄听说后极力反对。蔡襄指出，“陛下正当修人事，救时弊，若专信佛法，以徼福利，岂可得耶”“一塔之费数百万钱，一钱之资皆生民膏血，当此匮乏之时，岂可虚费”。
公元1044年，刚愎自用、不学无术的陈执中被宋仁宗任命为参知政事，引起朝议喧然。蔡襄上《乞罢陈执中参政》的奏章。这一次上奏，宋仁宗不但不听取，反而疏远了蔡襄。蔡襄看到自己的主张不被采纳，便要求回故乡任地方官。很快，蔡襄以右正言直史馆出知福州。蔡襄在福州见百姓患病不就医，而是向巫觋求治，多为蛊毒所害，写下《圣惠方后序》刊刻于碑，劝病者延医治疗，并采取措施取缔巫觋。他还撰《福州五戒文》以戒除陋俗，反对崇信鬼神、婚丧嫁娶铺张浪费、土地兼并和富人剥削贫民，提倡节俭和家庭和睦、人与人之间应和谐相处，一改福州鄙陋风俗，社会良好风气逐渐形成。
公元1045年，福州遇上严重的旱灾，粮食歉收，群众生活困难。蔡襄立刻奏请朝廷减免福州人民税赋，组织修复水利设施。受益的群众自发为蔡襄修建了一座生祠，以纪念他的功绩。
公元1047年，蔡襄改任福建转运使。为了减轻百姓负担，他奏请朝廷减征税赋。他得知泉州郡南老百姓饮水和灌溉困难，四处勘查访得一泉，“因疏源迅流凿池潴之，架亭庇之，郡民朝夕提汲，酌饮不绝，因名曰‘蔡公泉’”。他还倡议官员发动民众在福州大义渡至泉州、漳州的大道两旁栽植松树，得到了人们的称颂：“道边松，大义渡至漳城东。问谁植之？我蔡公。岁久广荫如云浓，甘棠蔽芾安可用，蛇夭矫腾苍龙，六月行人不知暑，千古万古扬清风。”
公元1048年，蔡襄因父亲去世而离职。
（二）
公元1051年，蔡襄回京城开封修《起居注》，参与政事。
张尧佐是深得宋仁宗宠爱的张贵妃的伯父。殿中侍御史唐介反对任命张尧佐为宣徽使，并弹劾中书宰相文彦博“专权任私，挟邪为党”，招致宋仁宗大怒，当场下诏贬唐介为春州别驾。蔡襄上奏章说：“春州恶地，唐介台官，今言执政而得必死之谪，虽陛下优待大臣，而执政何以自安？”蔡襄慷慨陈言：“臣官为正言，又在侍从，耳目闻见，不敢默默。”在蔡襄等人的努力下，唐介由春州别驾改为英州别驾，性命得保。
公元1052年，蔡襄迁起居舍人、知制诰、权同判吏部流内铨。按照宋制，对于不合适的诏命，知制诰可以封驳再议。参知政事梁适因结交内侍被御史马遵、吕景初、吴中复弹劾，梁适的同党也上疏弹劾御史滥用职权、污蔑宰执。最终，宋仁宗决定将梁适罢相、三位御史悉数贬谪出京。当宋仁宗安排蔡襄起草诏书时，蔡襄认为马遵、吕景初、吴中复弹劾梁适是本分，即便所奏之事不完全属实也不该受到责罚，拒绝起草诏书。宋仁宗与蔡襄的关系非同一般。
蔡襄的胡子，在历史上十分有名。蔡京的儿子蔡绦在《铁围山丛谈》里说：“伯父君谟，号‘美髯须’。仁宗一日属清闲之燕，偶顾问曰：‘卿髯甚美，长夜覆之于衾下乎？将置之于外乎？’君谟无以对。归舍，暮就寝，思圣语，以髯置之内外悉不安，遂一夕不能寝。”
宋仁宗很欣赏蔡襄的书法。据《宋史·蔡襄传》记载：“襄工于手书，为当世第一，（宋）仁宗尤爱之。”
公元1053年，宋仁宗颁旨让蔡襄抄写《孝经》。蔡襄抄的《孝经》温润端雅、清遒从容，是其书法中的上品。宋仁宗见了欣喜异常，说：“有子如此，其母之贤可知。”他命特赐冠帔给蔡母以示宠遇，亲自用飞白书写“君谟”二字赐给蔡襄，并安排特使拿着诏书专程送达蔡襄家里。这在当时是罕见的殊荣。蔡襄为此十分感激：“臣襄伏蒙皇帝陛下特降中使赐臣御书一轴，其文曰御笔赐字君谟者，臣孤贱远人，无大材艺，陛下亲洒宸翰推著经义，俾臣佩诵，以尽谟谋之道，事高前古，恩出非常……”
公元1054年，蔡襄迁龙图阁直学士权知被历任官员视为“难治而易以毁誉”的开封府。虽然在任不满一年，但他大刀阔斧地整顿吏治，惩奸治污，政绩突出，史称“襄精吏事，谈笑剖决，破奸发隐，吏不能欺”。据《晁氏客语》记载，蔡襄任开封知府期间，“事日不下数千，每有日限，事拣三两件记之。至其日，问人不测如神”。宋仁宗也夸奖蔡襄说：“君谟精吏事，京府无冤狱！”
这一年，张贵妃病逝，宋仁宗悲痛不已，高规格为其治丧，准备在墓前立“温成皇后碑”。碑文已经拟好，需要找一位书法高手来，宋仁宗想让蔡襄执笔书写。蔡襄以“此待诏职也”为由，一口回绝了宋仁宗。
蔡襄并非不写碑文。他为韩琦书写欧阳修的名作《相州昼锦堂记》，每个字都先在纸上写上几十遍，然后挑选出最佳的字，再把这一个个字拼合在一起，附在石碑上，再请工匠刻字。被宋人称为“本朝第一碑”，后人称这块碑为“百衲碑”。
公元1055年，蔡襄以母亲年老为由，求知泉州，获得批准。没想到，在动身来泉州的路上，他年仅18岁的长子蔡匀不幸染疾身亡。蔡襄悲苦万分，“心悲哀，词以悼之”。他的妻子因悲伤过度染病不起，“道路就医，处处留滞，至衢州，比又丧亡”。蔡襄自述称：“半年之间，再罹凶苦，生意几尽……”
公元1056年，45岁的蔡襄以枢密直学士身份知泉州军州事，最终“把悲伤留给自己”“威惠并行，民畏而爱之”。蔡襄为官清廉刚正不阿、忠国惠民、德政仁治。两度出任泉州郡守，于洛阳江万安渡建造洛阳桥，福泉漳植松七百里荫庇夹道。上疏晋江青阳至龟湖滨海围海垦田，得田数千余顷；筑堤蓄水，创建泉南七塘，沿塘、沙塘、芙蓉塘、洑田塘、古宅塘、龙塘、龟湖塘，并建立塘规，使其农田水利造福百姓历经千年，誉满当时、传颂至今。
当年6月，蔡襄离开泉州再知福州。当时的他身体状况十分不佳，便上表朝廷请求依旧知泉州。他在《移福州乞依旧知泉州状》中称：“伏念臣自到泉州得疾，至今医理未退，每日只得一两次粥食，日加羸瘦，气短心忪，众所共知。又缘远方，不敢自便，强力视事，疾势不检。今来福州事烦，臣自度疾病必难了当。臣不避天威，再陈愚悃，伏望朝廷悯察，许令依旧知泉州……”不过，他的这一请求并未获准。
在此次福州任期内，蔡襄大力兴办学校，以教育推动人才的培养，以教育促进民风的转变。据《宋史》记载：“（至和）三年，以枢密直学士知泉州，徙知福州。至则礼贤劝学，荐进士周希孟为本州岛教授，以经术传授学者；延见处士陈烈，尊以师；礼陈襄、郑穆以学行著，皆折节下之。”在他的推荐下，“经义精通，文词深厚”的才子周希孟成为宋代著名学者，著有《易义》《诗义》等，培养弟子700余人。
福州一带民间，办丧事往往要大办酒肉宴与山头斋筵，致使一些人倾家荡产。为此，蔡襄撰写《戒山头斋筵》，禁止丧家设宴与山头斋筵，违者治罪。他作《教民十六事》，指导民众参与市场管理，告发、捉拿市场的诈骗者，禁止赌钱，提倡简办丧事等。
公元1058年农历三月，蔡襄再知泉州。泉州城东郊有洛阳江，万安渡“每风潮交作，数日不可渡”“沉舟被溺，死者无算”。他鼎力支持建造万安桥（洛阳桥）。
这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一座跨海梁式大石桥。该桥“累趾于渊，酾水为四十七道，梁空以行。其长三千六百尺，广丈有五尺，翼以扶栏……糜金钱一千四百万”，全桥用花岗岩筑成，“长虹卧波人争越，闽海四州变通途”，有力促进了南北经济的交流，“度实支海，去舟而徙，易危而安，民不莫利。”
蔡襄撰《万安桥记》勒石碑立于桥头，把参加建桥者姓名刻在石碑上，却把自己的作用轻描淡写地以“合乐”二字一笔带过。南宋朱熹《蔡忠惠像赞》说：“诵公之功兮，万安有碑。楷法草书，独步当世。文章青史，见重外夷。”
蔡襄把举贤任能看作自己的天职。已知3年兴化军的夏侯锡，为官“廉以持身，果于临事”“久处仕途，素精吏干”，然因无人举荐而“逮于晚节，仅领军麾”。夏侯锡任期秩满，蔡襄以连坐保荐。此外，他还极力推荐“洁廉可以励世，端方可以立朝”的孙甫代任自己的职位等。
公元1054年，43岁的蔡襄以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在世称难治的京师开封，虽然在任不满一年，但蔡襄却不避权贵，整顿吏治，为政清明，令朝野敬佩。
蔡襄为官30余年，“一身藏正气，两袖重清风”。他仗义执言、弹劾权奸，组诗《四贤一不肖》气势磅礴，一时间洛阳纸贵。他为官清正、勤政爱民，兴修水利，兴办学校、建洛阳桥，举贤任能，万民欢庆。
“四谏经邦，昔日芳型垂史册；万安济众，今朝古道肃观瞻。”这副题联概括了蔡襄一生的功绩。苏东坡也曾评论过蔡襄的政绩：“其丰功殊绩，施于后代者，历久犹未忘也，岂不伟哉！”
喜爱书法和茶叶的人们更知道，蔡襄的江湖地位有多么高。
蔡襄，为中国书法史上著名的“宋四家”之一。他精于书法，真、行、草、隶皆优，以散草为最，“端劲高古，容德兼备”。
“宋四家”还有另外一个版本，“苏、黄、米、蔡”的前三位不变，而“蔡”原指蔡京，因蔡京被朝廷定为反面人物，世人便替换为蔡襄。
蔡襄生前书名已盛。夸他最多的是两个人，一是欧阳修，二是苏轼。
欧阳修说，“自苏子美死后，遂觉笔法中绝。近年君谟独步当世，然谦让不肯主盟”“及宋一天下，于今百年，儒学称盛矣，唯以翰墨之妙，中间寂寥者久之……而君谟书特出于世。君谟笔有师法，真草惟意所为，动造精绝”。一向自视甚高的苏东坡对蔡襄的书法极力称赞：“蔡君谟书，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惟近日蔡君谟，天资既高，而学亦至，当为本朝第一”……
元代书法家郑枃说：“五代而宋，奔驰崩溃，靡所底止。蔡襄毅然独起，可谓间世豪杰之士也！”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 蔡襄的书法并非浪得虚名。
蔡襄多才多艺，撰写的《荔枝谱》被誉为“世界上第一部问世的果品分类学著作”，撰写的《茶录》是继陆羽《茶经》之后著名的论茶专著，所创制的“小团茶”品质较“龙凤茶”更精。
蔡襄去世后，一代文豪欧阳修十分悲痛，亲自为他撰写墓志铭。
理学大家朱熹对蔡襄评价极高：“前无贬词，后无异议，芳名不朽，万古受知。”
（三）
公元1061年，蔡襄被授为翰林学士、权理三司使，主管朝廷财政。
此时，北宋王朝财政入不敷出，“积贫”已深。蔡襄善于理财，“较天下盈虚出入，量入以制用。划剔蠹，簿书纪纲，纤悉皆可法”。蔡襄提出限制统治阶级的欲壑奢望，希望上自皇帝下至各级官员，廉洁自律、勤政爱民。建议国家财政收支、赋税轻重应有规划，不能无原则地滥支滥用，注意减轻人民的负担。在经济管理上，他认为应该“勤财用”，建议朝廷要“较天下盈虚出入，量力以制用”，希望朝廷倡行“俭约之法”，惩戒浪费之失。
宋英宗继位后，正式任命蔡襄为三司使。蔡襄作《国论要目》一文，阐述改革主张，提出择官、任才、去冗、辨邪佞、正刑、抑兼并、富国强兵的改革方案。没想到，宋英宗非但不采纳，反而夺其三司使之职。这时的宋英宗，怀疑蔡襄当初对其被册封太子持有异议。
按照以往惯例，翰林学士、权三司使之后应升为参知政事。但是，当宰相韩琦推荐欧阳修和蔡襄同为参知政事时，宋英宗却只任用了欧阳修。蔡襄自知京师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便主动请求外调杭州，宋英宗当即应允。韩琦觉得非常奇怪，对宋英宗说，以往翰林们请求外调，必须请求数次才予以准许，蔡襄怎么一请即允呢？礼数是否过于简单？宋英宗却反问道：“使襄不再乞，则如之何？”
公元1065年，蔡襄以端明殿学士知杭州。此时，他背负着宋英宗对他的疑忌，拖着一身的病来到杭州。“事父母之道曰孝，天之性也；事君上之道曰忠，人之义也。犹耳目心腹，有身则有之，非外物也……”这是蔡襄《论忠孝》的开篇。蔡襄平日奉父母至孝。第二年农历二月，他为92岁的老母做寿。农历十月，他的老母去世。蔡襄悲痛欲绝，随即辞官服丧，扶柩归乡，归故里守制。他一路跋山涉水，以致元气大伤。
公元1067年中秋节后的一天，蔡襄在家中病逝，享年56岁。朝廷追赠吏部侍郎，后加赠少师。公元1176年，其曾孙蔡洸为蔡襄奏请谥于朝，宋孝宗赐谥“忠惠”。
蔡襄一生忠孝两全，以自己的行动感染、影响身边的亲人。
蔡襄的胞弟蔡高一直受兄长的影响，为官勤政爱民、清正廉洁。公元1041年，蔡高不幸染上瘟疫死于任上，“其妻程氏，一男二女皆幼。县之人哀其贫，以钱二百千为其赙。程氏泣曰：‘吾家素以廉为吏，不可以此污吾夫。’拒而不受”。
蔡襄的儿子蔡旬婚娶之时，不尚铺张，将婚礼办得很简朴。
蔡洸为官一生清廉，即使官至户部尚书，也没有多少积蓄。根据历史记载，蔡洸所得俸银，“每以分亲戚之贫者。去官日囊槖萧然”，连回家的盘缠都没有，只得将朝廷赐给的银马鞍典卖了才有路费回去。这一点，正是得到了蔡襄的“真传”。
蔡襄的孙女嫁给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的范雩，生下著名诗人范成大。范成大是蔡襄的重外孙。
蔡襄后裔在宋代诞生了22名进士，尤其是从家族第三代至第七代，先后有10人任过知州（知府、知军），故其家族被誉为“五世十知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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