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在宋代出现了全国出类拔萃的书法家，他就是仙游人蔡襄。

　　蔡襄(1012~1067)，字君谟，生于仙游县枫亭镇螺江之畔，宋天圣八年(1030)登进士甲科。累官至端明殿学士，人称“蔡端明”。他的行草、小楷为世所重。

　　最早提出“宋四家”的是南宋遗民、元朝人王芝，他在《跋蔡襄洮河石砚铭》中说：“蔡君谟所书《洮河石砚铭》，笔力疏纵，自为一体，当时位置为‘四家，窃尝评之：东坡浑灏流传，神色最壮；涪翁瘦硬通神；襄阳纵横变化；然皆须从放笔为佳。若君谟作，以视拘牵绳尺者，虽亦自纵，而以视三家，则中正不倚矣。”四家之中，蔡襄年最长。

　　“宋四家”中的苏、黄、米三家，对蔡书都推崇备至。苏东坡对蔡书颇有研究，一直认为蔡书法是当世第一。苏轼在《评书》中说：“蔡君谟为近世第一。”独蔡君谟天资既高，识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东坡题跋》卷四)。苏轼跋蔡帖云：“宣献太清，留台太浊，自有国以来，当以君谟为第一。今有知者，当以斯言为然。”(《皇宋书录》中篇)黄庭坚认为：“苏子美、蔡君谟皆翰墨之豪杰也。”“蔡君谟行书简札甚秀丽可爱。”“蔡君谟行简札，能人永兴之室也。”(《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九)宋徽宗时任书学博士的米芾，说蔡襄是“勒字”，意谓书似镌刻金石。在米芾心目中，蔡襄的字是停蓄锋锐，沉着有力。

　　大文学家欧阳修与蔡襄是共患难的挚友，他对蔡襄很推重，请蔡书写自己的《集古录》目序。他认为“蔡襄，博学君子也，于书尤称精鉴。”“自子美(苏舜钦)死后，遂觉笔法中绝。近年君谟独步当世，然谦让不肯主盟。”(《欧阳文忠公集》卷一百三十八、卷一百三十)年辈稍长于蔡襄的梅尧臣则把蔡襄与王羲之、钟繇相提并举，认为：“君谟善书能别书。”“太守姓出东汉邕，名齐晋魏王与钟。”(《婉陵先生集》卷十二、五十四)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云：“古人的散笔作隶书，谓之‘散隶’。近岁君谟又以散笔作草书，谓之‘散草’，或曰‘飞草’，其法皆生于飞白，亦自成一家。”元代大书法家鲜于枢题蔡襄书帖云：“蔡忠惠公书为赵宋法书第一。”这么多名人都赞扬蔡襄的书艺，足见蔡襄书法很受世人推崇。

　　不仅名家高赞他的书法，几位皇帝也对蔡襄的书法有所赞誉。宋仁宗对他的书法十分欣赏，《宋史·蔡襄传》说：“仁宗尤爱之，御制《元舅陇西王碑文》，命书之。”宋徽宗赵佶认为：“蔡君谟书包藏法度，停蓄锋锐，宋之鲁公(颜真卿)也。”“自言每落笔为飞笔，但觉烟云龙蛇，随手运转，奔腾上下，殊可骇愕，静而观立，神情欢欣，亦复可喜。”宋高宗赵构评蔡襄的字为“本朝诸臣之冠。”(《益公题跋》卷二)

　　蔡襄的书法博采众长，兼容并蓄，自成一格。他的书法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书法晋唐，恪守法度；二是神气为佳，讲究气韵。前者体现在作品的点画用笔、字体间架、通篇章法上；后者体现在作品中的书家个性、气质与书写时的思想感情上。曾有诗曰：“苏子归黄家，笔法遂中绝。赖有蔡君谟，名声驰晚节。”

　　蔡襄的传世墨迹楷行草隶皆有。历代书评认为，他的行书为第一，小楷第二，草书第三，隶书也很出色。存世的蔡襄楷书墨迹中，以《谢赐御书诗表》为代表作。此卷楷法严谨，结构稳当，字体凝重深厚，笔力稳健，兼取褚遂良、虞世南之法，并存徐浩、颜真卿之风，为蔡书中精工之作。蔡襄的楷书以小楷为上乘，欧阳修曾说：“善为书者以真楷为难，而真楷又以小字为难。”蔡的小楷给人一种于端庄中见妩媚之感。他学《兰亭》《洛神赋十三行》，汲取王氏父子潇洒豪迈的神韵；学欧阳询，追寻劲健之笔；学颜真卿、李邕，专意凝重端庄；聚众家之长于笔端，显自身笔法之淳美。蔡襄的行书作品，清丽蕴藉，行笔干净利落，笔意精到淡雅，结体端庄俊俏，行气连贯，风采奕奕。蔡襄行书的得意之作《自书诗》，写于宋皇佑三年(1051)，时年40岁。书诗11首(884字)，字体径寸，原系长卷，后改装成册。此幅属草稿，书时并不求工，显得自然飘逸，风姿翩翩。用笔内拜内扌厌外拓兼而有之。笔法重按轻提，应用自如，于转折处更见其妙。初写时行中带楷，笔尚收敛，之后越写越放，渐变为行草，最后任意挥洒。衍化成小草。特别是最后几首诗，乍看笔画纤细，然其笔力并不亚于粗笔。整卷书体潇洒俊美，是他行书中的精品，反映出他中年成熟的书貌。《吴氏书画论》评此书曰：“书法飘逸，风神妍媚，为蔡书第一。”

　　蔡襄的书法成就全面，行体、楷体皆为历代书家所仿效。南宋羌说创造的游丝体来自蔡襄的“飞白”；元代大书法家赵孟兆页能写各种书体，其源“盖自蔡书也”；元代大书画家倪瓒亦云：“蔡公书法真有六朝、唐人风，粹然为琢玉。”明初沈度大楷学蔡襄的《万安桥记》，开台阁体之先河；明陶宗仪云：“君谟工字学，大字巨数尺，小字如毫发，笔力位置，大者不失缜密，小者不失宽绰。至于蝌蚪、篆籀、正、隶、飞白、行、草、章草、颠草，靡不精妙，而尤长于行，在前辈中，自有一种风味。”清张南轩云：“蔡端明书，如礼法之士，盛服斋居，不敢少有舒肆之意，见者自是起敬。”此外，文征明也一度学蔡襄，“于莆阳得其形”。可见，蔡襄的书法艺术给后世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蔡襄的书法高绝，书法理论也有很高造诣。他提出“学书之要，唯取神气为佳，若模象体势，虽形似而无精神，乃不知书者所为耳。”(《蔡忠惠公文集》卷三十四)他在论秦汉时书法说：“尝观《石鼓文》，爱其古质，物象形势有遗思焉；及得《原叔鼎器铭》，又知古之篆文，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唯其意之所欲。然亦有工拙，秦汉以来，裁得一体，故古文所见止此．惜哉!”蔡襄在品评中认为钟繇、王羲之、索靖的书法与张芝接近，但又都能自成体格。蔡襄还在《评书》一文里对唐朝张旭、怀素草书进行了批评：“长史笔势，其妙入神，岂俗物可近哉!怀素处其侧，直有仆奴之态，况他人所可拟议。”蔡襄站在历史学的高度，把汉末到宋初的书法加以综合性的评价。他敏锐地注意到了隶、楷书体的嬗变情况和内在因素，明确指出了魏晋时书坛已出现了南北书风的差异。他主张学书还是要循序渐进，先楷法而后行草。《君谟语录》中有句说：“古之善书者，必先楷法，渐而至于行草法，亦不离于楷正。张芝与张旭变怪不常，出于笔墨蹊径之外，神逸有余，而与羲、献异矣。”他对草书亦有独特的见解，在《自论飞草书》中论述了草书“每落笔为飞草书，但觉烟云龙蛇，随手运转，奔腾上下，殊可骇也。静而观之，神情欢欣可喜耳。”蔡襄的书法批评理论还记录在他的题跋文章里，如《跋萧子云出师颂》《跋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等。从蔡襄的诸多书评理论中，可以了解到他的深厚文化修养。

　　蔡襄存世墨迹很多，楷书作品有《万安桥记》《昼锦堂记》《谢赐御书诗》《持书帖》和《茶录》；行书有《澄心堂纸帖》《虚堂帖》《自书诗帖》《山堂帖》和《大研帖》；行草佳作很多，有《脚气帖》《扈从帖》《中间帖》《京居帖》《郊燔帖》《入春帖》和《陶生帖》等。《三希堂法帖》收入蔡襄的《与杜长官帖》《笔精帖》《精茶帖》《与当世帖》《与陈茂才帖》《与大姐帖》《进诗帖》《与彦猷帖》《与郎中帖》《与安道帖》《与宾客帖》和《求纸帖》等等。福州鼓山喝水岩摩崖有他题刻的“忘归石”三字榜书作品。《中国书法大辞典》《中国历代书法鉴赏大辞典》等大型辞书，均载有他的小传及墨迹罗中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