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同志坚持共产党员的党性，为建设良好家风，严格要求家庭成员和身边工作人员以工作为重，勤俭节约，不搞特殊化，廉洁奉公，为党员领导干部的家风建设做出了表率。他对家庭成员、身边工作人员都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和具体的标准。

     （一）对妻子：优秀的共产党员

     扎根基层，为党工作。1944年4月，习仲勋与齐心结婚。婚后，他以党的事业为重，支持齐心到基层工作。同年夏天，齐心从绥德师范毕业，即去农村基层工作。1945年习仲勋在党的七大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后任中组部副部长、西北局书记。齐心和习仲勋相距数百里之远，但是，习仲勋经常给齐心写信，鼓励她在农村基层安心工作。习仲勋说：“农村是一个大学校，是取之不尽的知识宝库，用之不竭的知识源泉”“如能做好一个区乡的工作就能做好一个乡的工作。”齐心先在绥德地委和县委重点乡（绥德县沙滩坪第一乡）当乡政府文书，后在绥德义合区担任区委宣传科长、副书记、延安市北关区区委副书记，也常以一个乡或村为重点调研，并兼任《群众日报》的特别通讯员，及时将农村基层情况发文报道。解放后，齐心在长安县参加“三反”“五反”试点工作，习仲勋在一个星期天带着两岁的女儿桥桥到长安检查工作，顺便让孩子看妈妈。为不耽误工作，没让齐心回去，抱着哭喊妈妈的孩子离开。

     努力工作，勤俭持家。习仲勋同志到北京工作后，齐心在中央党校工作，离家较远，和家人总是离多聚少，她想和孩子多待一会儿，离家近一些，但是她以工作为重，服从组织安排，甚至孩子患了重病也没请过假。习仲勋用业余时间照顾孩子，给四个孩子洗澡洗衣服，家里不请保姆。齐心在北京穿着非常朴素，一次参加晚会时，有人在她身后说：“习副总理的夫人怎么穿得那么土！”齐心听了有种说不出的滋味，习仲勋闻之说：“土比洋好！”

     荣辱与共，相濡以沫。1962年康生诬陷说习仲勋授意李建彤炮制《刘志丹》小说，为高岗翻案。习仲勋因此被撤职关押，蒙受不白之冤长达十六年之久。齐心当时处在深深的矛盾和痛苦之中，在习仲勋受审查和迫害的日子里，齐心和孩子们均受牵连。“文化大革命”中，齐心因为不与习仲勋划清界限，一直受到审查迫害，在五七干校劳动七年之久，三个孩子尚未成年就去生产建设兵团，或到农村插队，留在身边的小儿子远平，被剥夺升学的权力，当了车工学徒。但他们一家坚信习仲勋不会反党。他们没有随波逐流批斗他人，更没有与习仲勋划清界限。

     严守纪律，不出国门。1978年，习仲勋同志出任广东省省委第一书记，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曾多次率团出国访问。齐心本可陪同出行，但习仲勋叮嘱妻子自己的工作岗位，使得她未曾踏出国门一步。习仲勋在晚年对孩子们讲：“你妈妈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这是习仲勋对妻子真切的要求和衷心的赞誉。

     （二）对子女：严格要求，国事为重

     培养孩子从小节俭的生活习惯。习仲勋一生节俭，他常给孩子们讲“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米粒掉在饭桌上也要捡起来吃掉，菜碟上剩的菜汁也要用馒头擦干净吃掉，使孩子们养成不浪费一粒粮食的习惯。孩子们的衣服鞋袜，大都是大的穿完了，小的接着穿。孩子们旧衣服穿习惯了，穿新衣服反而觉得不自在。习仲勋也不让孩子乱花钱，孩子们除了在学校的伙食费和乘公交车的钱之外，没有额外零花钱，孩子们吃了冰棍，就没钱坐公交车，只能步行回去。

     尊重工作人员。习仲勋要求孩子们对工作人员尊重，女儿安安小的时候，一次炊事员师傅王志德做的红烧鱼没有烧透，安安嘟囔埋怨几句，习仲勋严肃批评安安：“你不能用这样的态度对待老王叔叔”“你没有权力因为自己的不满就去随便地责备别人，更不能责备长辈。”安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向王师傅鞠躬道歉。

     不搞特殊化。习仲勋对子女严格要求，从不让子女做一点违反政策的事。桥桥初中毕业时，和北京101中学录取分数差0.5分。如果习仲勋打个招呼，完全可以上，但习仲勋不打招呼。为了避免学校对女儿的照顾，他就让女儿改随母姓齐，家庭出身由“革命干部”改为“职员”。习仲勋下放到洛阳期间，桥桥和远平去探望父亲，他们到小卖部买苹果，售货员知道是习仲勋的子女，出于对习仲勋的敬重，给他们专挑大个的，习仲勋知道后，坚决把大苹果退回。习仲勋坚决不允许以他的权力和威信为家人谋取丝毫好处。习仲勋鼓励孩子们到艰苦的地方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正是因为他严格的教育和家风的影响，他的子女个个自立自强自信，能历经磨难，成为党和国家的栋梁之材。

     国事为重。习仲勋和齐心经常要求儿女以工作为重，一次齐心教育儿女说：“家庭小事不能影响工作。”习仲勋听后强调：“大事也不能影响工作。”习近平同志担任福建省省长后，齐心依照家规给他写信嘱咐他：从严要求自己。2001年10月15日，是习仲勋的88岁生日，全家人为习仲勋举行“米寿”寿宴，为他祝寿。在这样一个大团圆的日子，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因公务繁忙不能回家，习近平在信中给父亲拜寿，对父亲培养所形成的良好的家风写道：“这是一个堪称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家风。这样的家风应世代相传，”“这也激励着我将自己的毕生精力投入到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事业中，报效养育我的锦绣中华和父老乡亲。”习仲勋同志看完来信，非常理解，说：“以工作为重，以国家大事为重。”

     （三）对工作人员：关爱备至

     关心爱护。习仲勋同志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警卫员、厨师、护士都很关心，但是对他们也要求极严，经常教育他们以工作为重，廉洁奉公。1936年，中央决定习仲勋任中共环县县委书记，县委的通讯员狗娃拉痢疾病情严重，习仲勋亲自抓药、煎药，看他服药，狗娃感动得热泪盈眶。习仲勋教导县委工作人员：我们一定要牢记我们的使命，工作中，我们要一切服从党的领导，不拈轻怕重，不耍奸溜滑；生活中，要切记做到关心集体，关心他人，联系同志，时刻不忘人民的要求，一定要努力践行一个共产党干部的使命和责任。

     不特殊照顾。习仲勋同志对身边工作人员，特别是秘书向来高标准严要求，从不给予特殊照顾，更不封官许愿。习仲勋在主政广东期间，担任广东省省委书记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为了便于联络省委同广州军区的工作，军区首长计划在军区部门给张志功安排一个部队兼职，张志功乐意，但是习仲勋认为不妥而不答应。1980年10月，省委一负责同志认为张志功担任科级职务多年，应该由“正科级秘书”提拔到“副处级秘书”，在办理手续时，习仲勋知道此事严肃批评他们是违反组织原则，并要求相关负责同志做深刻检讨。

     支持身边工作人员到艰苦地区工作发展。在习仲勋严于律己作风的影响下，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都能自觉以他为榜样，时时处处注意影响，遵纪守法，廉洁奉公，不给组织添乱，不给他抹黑。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离开时，大都被分配到边远贫困的地区。两位警卫员，杨荫华去了西藏，卫焕新去了内蒙古。司机王玉仲响应党的号召，回了山东老家。还有陈煦、田方、候汉英、周明星、魏宗宪等同志下放到陕西和甘肃。习仲勋并不因为这些人曾在身边工作过就特意提拔，而是让他们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习仲勋经常写信或带话，鼓励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为人民服务。这些同志在新的岗位上，没有辜负习仲勋的教导和希望，努力工作，取得了出色的成绩。

     （四）对自己：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职务变低，坦然接受。职务升迁，谦让推辞。习仲勋一心为党，以工作为重，从不以职务高低为目的。只要工作需要，职务变低时，他也愉快接受，每次组织决定提拔他，担任更高级职务时，他都会谦让推辞。1936年中央决定让习仲勋担任中共环县县委书记，此前习仲勋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虽是降职，但习仲勋愉快接受组织安排，并完成了配合西征有关任务。1945年冬，中央决定让习仲勋担任西北局书记，习仲勋闻讯找毛泽东说：我长期在地方工作，没有在领导机关工作过，怕难以胜任。但是中共中央根据工作需要，仍决定让他担任西北局书记。1952年，中共中央决定调习仲勋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习仲勋又向毛泽东表示自己的谦让之意。1959年3月，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看到中央提名他为国务院副总理人选的文件时，认为中央应考虑更为合适的人选，他迅速给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写信：“特恳请中央考虑，在新提的副总理名单中把我除去，另提别的同志为新增的副总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给他平反，恢复工作，按当时政策应官复原职，但是当时只让习仲勋担任广东省省委第二书记，同其原职务相差几级，但习仲勋同志不讲条件，立即赴任，马上开展工作。

     不避凶险，保护西安城墙。1958年，“大跃进”活动席卷全国，“左倾”冒进、拆除城墙之风愈演愈烈。在这股风影响下，陕西提出拆除西安古城墙，习仲勋闻之，决定对西安城墙采取保护措施，在全国拆城墙的狂潮中，逆“拆城墙”风而行，其难度和风险可想而知，甚至会招致横祸。但是习仲勋不惧个人得失，经过努力于1959年7月23日，以国务院的名义发出《关于保护西安城墙的通知》，使西安古城墙，这一全国的宝贝得以保存下来。习仲勋冒险的壮举和其保护的西安古城墙至今为全国和世界人民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