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是个山地众多的省份，地形复杂，道路崎岖。正因为交通不便，自古以来，云南的社会经济发展一直受到阻碍。

到了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起兵造反，清朝政府发动了长达八年的战争平定叛乱，在此期间，云南本就脆弱的经济又遭受到了极大的损伤。吴三桂叛乱时，百姓逃亡，人口大量流失，田地荒芜，农业生产遭受重创。叛乱平定之后，云南“荒邱蔓草，白骨青磷”，经济更为凋敝。当时，“市廖未集，百货未通，一粟一丝，其价皆什倍于他省，军民困苦”。

为了维持清朝的统治，维持社会稳定，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原任湖广总督的蔡毓荣因在平定叛乱中立功，被调任为云贵总督，承担起了恢复云南经济的重任。

面对百孔千疮的云南社会，蔡毓荣对各方面的情况做了深入的了解，然后制定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针对“滇省山多田少，一岁之获仅供一岁之需，民鲜盖藏，官无余积”的现状，康熙二十一年，蔡毓荣上奏了《筹滇十议疏》，从云南的政治、经济以及民族、文化等方面阐述了恢复云南经济的十项措施。

招徕垦荒与藩产变价

在他的十项措施中，蔡毓荣以“积谷重农，日与吏民敦敦劝戒”为施政的首要任务，鼓励农耕。一方面，他鼓励百姓开垦无主荒山，劝民种树。另一方面，广泛号召藏匿于乡间山林的流亡者回乡垦田辟地。蔡毓荣一边劝诫流亡者“凡受逆伪札，畏死逃避，今来投首，俱著免死”，一边下令各镇官员严格排查户籍，找出各地的流亡者。通过各种渠道，划分农田、发放农具，调动百姓从事生产工作。此外，蔡毓荣还根据云南各镇各级官员家属的情况，按人数划分驻地附近无主荒地。

为了防止吴三桂残余势力的侵扰，稳定社会以保证农业生产的进行，蔡毓荣又提出“制土夷”、“靖通逃”、“收军仗”、“弥野盗”等政策。以上措施使云南荒芜田地迅速得以开垦利用，为云南农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恢复和发展商业、矿冶业

不断的战乱严重破坏了云南经济，人民生产生活物资匮乏。然而，云南道路崎岖，交通不便，甚少商贩会来此经商。为了让外地商贩物资流入云南，蔡毓荣坚定不移地扶持商业。他规定商品的税额，严禁各关口借名乱收税。同时，在临安、曲靖等地开局铸钱，扩大云南行钱数量、范围，便利商业交往。

云南的矿产资源丰富，冶炼业的税收是云南税收的重要组成部分。蔡毓荣在《筹滇理财疏》中提出要“广鼓铸、开矿藏，令民开采，官总其税”。具体的开矿办法为“本地有力之家，或富商大贾，悉听自行开采，每十分抽税二分”。不仅鼓励民众投入到工业生产中来，而且他严禁官办，有效地保护了铜矿业的发展和商人的利益。这一项政策实施后，云南各地的商人纷纷投资到铜矿业中，云南的工业经济因此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从康熙二十四年到四十五年(1685-1706)，二十年间云南全省的各种铜矿生产及其带来的总税额都增加了20倍。

铲除明末以来的一系列病民因素

以往各级地方政府的物品，纸张、炭火，甚至是官员生辰所需的礼品都由地方政府分摊给百姓，借此机会剥削百姓。此外，各级政府所需要的杂役都从乡亲里挑选，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蔡毓荣体察百姓疾苦，废除这些陋习。

以往，为督促下级政府及时办理案件，州、县派人下乡，上司差人下州县。但各部门的员役接下差事后，竟公然为难当地官员，趁机“索人夫、索供应、索规礼”，谋求私利。这不仅无益于公事，反而加重了地方负担。蔡毓荣到任后，立即对此“严行禁止”。

云南山区面积大，人口稀少，没有专职人员担任驿站的役夫，需要各个驿站轮流派人担任。然而役夫辛苦劳作，每天的工钱只有三分白银，不够买一升米。所以役夫还需要靠家人的支撑，才能解决温饱问题。针对这种情况，蔡毓荣向朝廷请求增加役夫的工钱，使之“足以赡一夫，而后上不误工，下不误民”，减轻百姓负担。

在蔡毓荣各项措施的治理下，云南各行各业兴旺发展，经济恢复。随着外来人口不断涌入，云南人口大大增加，土地也得到了最大的开垦。据统计，到号称“盛世”的乾隆五十一年(1786)，云南人口增为341.3万人，之后又连年上升，到咸丰元年(1851)就达到了740.3万人。

纵观蔡毓荣的一生，治理云南可谓是其历史最辉煌灿烂的篇章之一，对根除云南祸乱、维护祖国统一做出了较大贡献。